專業的壟斷
 
1977年奧地利哲學家依利希(Ivan Illich) 發表了一篇論文「殘弱化的專業」(The Disabling Professions)，批評所謂的專業時代就是在知識被壟斷的情況下，人民讓技術官僚決定自己需要什麼，而政府則假裝迎合人民的需要。依利希認為專業的建立就像中世紀的教會，將權力控制在少數精英的手裡，專業者宣稱只有自己和自己的同儕擁有提供服務或詮釋的合法地位。在工業社會中，專業者定義什麼是業主與業主的需求，並針對這種需求開處方給業主。
 
英國蘭開斯特大學教授阿姆斯壯(Peter Armstrong) 在「設計專業–一個內在的旅程」(Design Profession- A Journey Into the Interior) 一文中抨擊室內設計的原則是要以美學為唯一評判標準，擊潰大眾對自己佈置居家環境的信心。在專業設計者介入的過程中，居住者與環境的關聯性與意義都被切斷。
 
英國學者希爾(Jonathan Hill) 在「另一個建築師」(An Other Architect) 一文中強烈抨擊建築師把持建築專業知識，而建築歷史學家則強化這種對知識的壟斷，這樣的結果最惡劣的例子在洛杉磯。在洛杉磯，貧窮與富裕是由空間來決定的，而代表法律的警察與代表專業的建築師就是確立這種對立的人。在他的《違法建築師》(Illegal Architects) 一書中，希爾繼續抨擊建築師的角色，甚至建議應該成立一個違法建築師聯盟，以對抗英國皇家建築學會。希爾引用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作者已死」的概念，建築師和使用者都是創造建築的人，只是前者用圖，後者以居住，使用者的地位不低於建築師，建築師因此不該自認可以決定使用者的生活方式。希爾認為建築師不應再否認使用者的需要和觀點，而必須將設計的主權釋出。建築師謝英俊在「朗讀違章」的座談上也表示，建築師做得愈少愈好，剩下的留給要使用的人自己去弄。謝英俊批評很多建築之所以變成違章，是因為法規已經與現實嚴重脫節。然而這些法規只是跟不上實際需要嗎？還是它們的停滯不前其實肩負著將專業分層化以確保專業霸權不受威脅？
 
資本累積的絆腳石
 
違章建築還有一個更觸犯天條的特質，那就是它對空間的佔領。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早就言明空間是資本主義的產物，同時是資本生產與再生產的場所。哈維(David Harvey)「接近都市的權利」(The Right to the City) 一文中指出，資本的累積是資本主義社會的要務，都市化是為資本累積所鋪的路，而所有妨礙資本累積的障礙都必須剷除。美國社會學家高第納(Mark Gottdiener) 認為都市空間的生活使用價值與資本主義的交換價值有所衝突，而市場力量往往會促成特定生活模式的形成。
 
台灣都市遍佈的違章建築除了脫離資本主義空間生產的市場原則，也對吸引資本、累積資本極為不利。沒有美感的鐵皮屋和凸出來的結構完全和政府打造創意城市的目標相反，至於可以自發繁衍的空間，則使開發商對房價步步高升的期待落空。
 
英國地理學家莫德(Oli Mould) 認為，創意城市的幻覺，已經綁架了都市的多元性，許多都市被整理、更新以後，並沒有激發任何創意產業。他指出都市裡醜陋的部份也是一個都市多元化的部份，包括一些不合法的活動和不安全的行為，其實更有創意，而其背後的價值在於都市居民的容忍與接納。
 
建築的臨界場域
 
在貧富差距愈來愈大的台灣社會，違章建築應該被視為一種對資源分配不公的挑戰，一種抵抗的姿態，以及運動的策略。倫敦藝術大學學者同時也是建築師的史密斯(Catherine Smith) 借用了藝術家的「臨界場域」(liminality) 的觀念提出建築策略的可能性。臨界場域可被定義為認同的過度狀態，或邊緣性，它不是某個特定的空間或場所，而是一種轉型過程中的第三空間。這種第三空間的可能是由於宰至的觀點與邊緣論述可以並存所致，使兩種位置的對話發生於兩種位置之間而不是對立關係。史密斯也指出，傳統觀念定義的知識、經驗與實務將因為在臨界場域的並置而被打破，而賤民(subaltern) 因此有機會利用其被壓抑的位置反撲霸權。
 
史密斯認為希爾提議非法建築師佔領建築(occupying architecture) 的策略應該推進為逐漸創造自己的空間，才有機會在民眾與空間中臨界場域的實踐裡找出更多機會。在臨界場域的概念下，空間是短暫且流動的，由於難以定義，主流哲學家對「存在」(being) 的看法得以被破解，始終被忽略的差異性也得以受到重視，這也是「朗讀違章」參展建築師王澍一直在奮鬥的。
 
希爾建議佔領建築可以用非建築材料或媒介來顛覆既有的建築觀，史密斯則進一步將論述與藝術創作納入這種行動策略，而這正是「朗讀違章」策展人阮慶岳在做的。
 
而回到臨界場域最初的位置–裝置藝術–這種藝術擺脫美化、教化功能轉而顛覆自身的批判性活動，其實不正是以佔領空間使場地變得令人不安開始的嗎，那麼違章建築是否可以成為提供無法發言的賤民一種媒介，轉而成為凶悍的行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