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靈之馬》是終點,貝拉.塔爾如是「預言」。《都靈之馬》是一部關於「生命」的作品:馬兒不再工作,不再吃喝,最後死去,牠拒絕活著;相對地,片中的老父與女兒始終堅持勞動、堅持活著。同時,透過來借酒的鄰人說道:「他們來了,他們摧毀了世界!」又揭示一切似乎包裹著更大的時間:「末世」的時間。《都靈之馬》的主題依舊是貝拉.塔爾長期關注的「末世論」心靈與世界,但與過去作品不同的是,貝拉.塔爾不再讓「影像」僅止於揭露末世的幻象結構,而是成為真實的結局。 
我的第一部電影發想於我的社會感知,一心想要改變這個世界,但後來我必須了解問題是更為複雜的。現在我可以說這是非常沉重的,我不知道將要來到 的是什麼,但我可以看到某個東西相當近了-那就是終點。在拍攝《都靈之馬》這部作品前,我知道這會是我的最後一部電影。
-貝拉.塔爾 (Béla Tarr)
   
從「 問號」 開始
 
在過去的作品中,貝拉.塔爾以「影像」的真實時間從內部拆解末世幻象的虛構時間,經典之作《撒旦的探戈》便向觀眾透視七個半小時的時間內假先知所帶來的「幻象」:Irimiás來到衰敗的農村,以精湛的話術讓各懷鬼胎的村民掏出家產,結果村民卻被重新配置到更頹圮的農場公社。事實上,這是Irimiás與官方合作處分不事生產的集體。在此,「影像」已直接諷刺這虛假的精神性:走在頹廢且狂風呼嘯、漫天碎屑的街上,Irimiás頭戴圓帽身著深色大衣手插口袋向前邁步,這般充滿使命魅力的背影,貼合著彌賽亞式的意象,他儼然是將末世帶往未來的烏托邦式的希望。但前方有什麼東西來到嗎?只看到與他一同往前飛舞的紙屑。專注與風的動向一同「跟拍」的貝拉.塔爾,一個鏡頭便將Irimiás 還俗為行走的騙子:Irimiás 不是逆風而行的聖者,而是隨著紛亂的精神碎屑搭順風前進的戲子。「影像」揭露的質問正是攤展「他們來了」(they are coming) 此一貝拉.塔爾經典台詞的託寓:無疑是透視幻象中那個無限遠離的「問號」。
 
「他們來了」作為末世託寓 (apocalyptic allegory) ,是貝拉.塔爾幾部重要作品透視的「問號」:「末世」是不曾真實存在的時間,而是一種幻象迴圈,欺騙著想望彌賽亞的人性。然而,貝拉.塔爾「影像」揭露的真實結局,正是作為終點、「句點」的《都靈之馬》。
 
「句點」作為「影像」的終點
 
《都靈之馬》以六天「末世時間」一天天走向黑暗終了。在本片中,貝拉.塔爾將「末世時間」與「影像時間」並置。一方面「末世時間」是在鏡頭的凝視之外,它是「無視生命」(indifferent to the living) 的客觀世界自行運作的時間,世界不是將要毀滅,而是已在毀滅中。它不僅被鄰人見證著,它是那不停呼嘯的狂風,到最後連凝視所依賴的光都要給被吹滅了。這是最為真實的「末世時間」,因為它如實地為所有現下的生命「揭露」無限的遠離,而非「來到」。它毫不被人類改變地走向其本然的終點,進而揭露一種無差別的真實,這種真實是貝拉.塔爾影像中的風雨總是喧囂地拍打著乖舛的人性。另一方面,貝拉.塔爾專注以長鏡頭補捉著日常勞動的沉重,毫不保留地揭露「影像時間」所緩慢帶出的諸多生活細節,當它愈是迫近真實時刻,我們似乎就看到了「勞動作為勞動」的物質性湧現:當鄰人講述著世界正在毀滅的時候,鏡頭卻先守候著女兒為鄰人倒酒裝瓶的「勞動」;在吉普賽人來到並奪走了水源之後,女兒如孩童般用手一個字一個字地指著、讀著吉普賽人贈予的反基督啟示錄。在此「影像」的時刻中,我們聽著駭人末世的生硬朗讀,「閱讀作為閱讀」的「手勢」打斷了任何宗教情懷的沉思,使我們轉而凝視眼 (視覺)、手 (觸覺)、口 (言說) 緩慢運作的「勞動」。《都靈之馬》的「影像時間」沉澱到無比沉重的勞動當中,而化為可見的物質性。
 
貝拉.塔爾將「影像」突出,成為並置於兩種時間運動之間無比的「物質性重量」,並將其孤立於排除「過去」與「未來」的「現下」。當鏡頭聚焦於鄰人對人類文明之「過去」所進行的尼采式哲思時,老父卻斥哲思為「胡扯」。這不僅透露老父對於知識話語的無知與毫無興趣,我們還看到「話語」反省之「過去」與「生命」面對之「現下」的間距:焦距的運動邀請觀眾一同省思人類文明的「過去」,但一句「胡扯」切開「話語」構築的哲學性時刻與現下「生命」的身體性時刻。鄰人對「過去」的反思並沒有改變面對現下勞動的父女。問題是:倘若「過去」是這般日常勞動堆砌起來的,那麼知識所帶來的真理要如何改變勞動積累的重量、身體所承載的歷史?「過去」對作為勞動生命的父女來說,真理沒有帶來解放,只是確認了他們現下身體的銘刻。在失去水源而無法生活時,老父被迫想要離開「前去」(going-to) 某處,但「未來」他們無處可去:鏡頭架在父女的小屋前,凝視著他們辛苦拉著行當翻越並消失在不遠的山丘的後方,但鏡頭預言式地等待著,他們折回了原地,裝備行當的勞動倒帶歸位。關於「未來」,還是被揭露為現下的勞動。

  
沒有「過去」與「未來」的父女,被「影像時間」凝視的勞動是現下「生命」的重量。勞動不只是工作,也是「閱讀」和「進食」,甚至是「生命」本身。在「影像時間」與「末世時間」的並置中,貝拉.塔爾將「生命的重量」呈現為兩種極端:一是選擇在某個「現下」倒下,讓重量停歇的馬兒死去了;另一則是以運作著重力的生命死命地與「末世時間」拉扯,即使在被吹滅了光與火的黑暗中仍堅稱:「我們得吃東西。」正是《都靈之馬》所揭露的,在「現下」活著或死去的「生命」本身。
 
「未-來」的缺席
 
倘若一切屬實,貝拉.塔爾將在「未-來」(to-come) 的電影中缺席。不再有被導演以「影像」凝視時間的生命重量。面對這可能缺席的「預言」,我們不該感到緬懷或不捨,因為《都靈之馬》顯然是導演將長久以來對「未-來」的質問尖銳地丟還給觀眾:關於呈遞給「未-來」之「生命」最深刻的回答。

編輯/龍傑娣
貝拉.塔爾(Béla Tarr, 1955-)
匈牙利電影導演。早期作品偏向社會主義寫實風格,其後《媽的毀滅吧》、《撒旦的探戈》、《鯨魚馬戲團》文學三部曲奠定了他在世界影壇的地位。繼《來自倫敦的男人》(2007) 之後,2011年推出的新作《都靈之馬》可能為其封箱之作。全長七個半小時的《撒旦的探戈》為其巔峰代表作,當時被蘇珊.宋塔讚譽為過去十五年來最經典、成就最高的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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