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的證據，普立茲新聞攝影獎70年大展｜MOT TIMES 明日誌

2013-01-29

時代的證據，普立茲新聞攝影獎70年大展

戰地攝影記者艾迪‧亞當斯（Eddie Adams）曾說過：「我認為，全世界最強而有力的武器，就是照片。」攝影記者親赴事件現場，看盡天災、戰爭的殘酷，也看見生命的珍貴、人性的光輝，每一幅攝影作品都是每個時刻的證據，訴說著社會的真實事件、歷史的喜怒哀樂、以及時代下人們的故事，每個快門按下的瞬間，都將成為永恆。素有新聞攝影界奧斯卡之稱的普立茲新聞攝影獎，從1942年成立迄今已70年，「普立茲新聞攝影獎70年大展」十分難得的來到台灣，於華山文創園區展出151幅作品，展期持續到4月17日，爾後將移師到高雄市立美術館。（Photo credits：Pulitzer Prize）

「攝影記者是說故事的人，以一禎靜態的影像呈現重大歷史時刻，讓時間停止運行。過去贏得普立茲新聞攝影獎的攝影記者記錄了無數歷史時刻，讓世人永難忘懷。」「普立茲新聞攝影獎70年大展」透過151幅得獎作品及詳細的文字說明，將過往70年間發生在世界上的重大事件，911事件、盧安達內戰、奧運選手獲獎瞬間等，一一呈現在觀眾眼前。

「普立茲新聞攝影獎70年大展」除了展出得獎作品外，更邀請到2004年普立茲新聞攝影獎得獎人卡洛琳‧柯爾（Carolyn Cole）來台舉辦工作坊及講座，與大家分享其戰地攝影經驗，身處戰地，人身安全是最重要的事情，因此，他們拍攝時總是身穿防彈背心、頭戴頭盔。卡洛琳認為除了主題的選擇外，攝影作品的顏色與光線也都是成就一張好作品極重要的因素，三者缺一不可。此為卡洛琳2004年得獎作品《蒙羅維亞圍城》。

普立茲新聞攝影獎作品每張作品都具備說故事的能力，攝影記者透過各類主題的拍攝，將許多不為人知的事件透過影像傳到觀者面前。如2012年得獎的作品《歡迎回家》，畫面中的歐斯壯是一名從伊拉克戰場退役的年輕軍人，他雖然已遠離戰場回到家鄉，但戰爭的噩夢仍舊困擾著他，攝影記者克雷格‧沃克（Craig F. Walker）藉由拍攝一系列罹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患者的作品，控訴戰爭對人類的傷害。

若到展覽現場觀看將不難發現，展出的作品主題大量為戰爭、流血事件，讓人看完深感沉重、傷痛，而這些因拍攝任務而須到現場面對生死場面的攝影記者，即便感到難過也需勇敢按下快門，並讓這些事件有機會被傳播開來，得了4次普立茲新聞攝影獎的卡洛‧顧琪（Carol Guzy）曾這樣說過：「有人說我變得著迷，但我寧願稱之為使命。我認為我必須讓大家知道當地發生的事情。」而此幅作品是顧琪2010年拍攝海地遭強震重創後的景象，一名救難人員從崩塌的建築物中爬出，而旁邊正是一名死在書桌上的女童，這正是極度悲痛的瞬間。

而拍攝去年喀布爾攻擊事件的攝影記者馬素德‧侯賽尼（Massoud Hossaini），因為同樣身為阿富汗人，面對這場內戰更有著切身之痛，當其作品登上世界各地媒體的頭版時，侯賽尼痛哭了好幾天，他說：「這是阿富汗生活的真實面，這是一場真實的戰爭，一場沒有道理可言的戰爭，非常痛苦，非常暴力。誰是這場戰爭的受害者？兒童、婦女、平民。」

一如侯賽尼所言，戰爭的受害者總是最為無辜且無力抵抗的平民，盧安達內戰發生時，當地居民被迫逃離自己的家園，幾乎整個村莊都一起逃亡，遷移的難民人數綿延到地平線消失處，無止無盡，在瑪莎‧里雅（Martha Rial）的作品《血淚跋涉：非洲之旅》中，讓人強烈感受到流離失所的絕望氣息。

這些戰地攝影作品除了顯現出人類的殘酷無情之外，也有省思的作用，如獲得1980年普立茲攝影獎的《伊朗的司法正義和清算整肅》，是賈汗杰‧拉茲米（Jahanger Razmi）冒著被槍殺危險而偷拍的作品，當年刊登時更因為要保護他的身分而未刊登其姓名；買下此張作品的合眾國際社員工表示：「辦公室的同事經常凝視那張照片，省思它所描繪的、從生到死之間的麻木轉折。」

戰爭後的混亂、荒蕪、人民的無所適從，這類型的主題，也同樣可以感受到攝影記者的人道關懷，如即便越戰已結束，但大衛‧肯納利（David Hume Kennerly）仍申請前往越南，並在中南半島待了2年多，拍下一張張被戰爭破畫過後，越南土地的荒涼景象。

但在這一片戰爭所帶來的震撼影像中，由詹姆斯‧希爾（James Hill，左圖）與文森‧拉弗雷（Vincent Laforet，右圖）拍下的《阿富汗的戰爭與和平》則顯得相當獨特，象徵和平的白鴿與沉默寧靜的女孩，雖然身處紛亂的阿富汗，但是其所凝結的時空，像是在翻騰大海中的一道溫暖陽光。

不過，除了戰地題材之外，展場中也有許多較為輕鬆的作品，如奧運比賽中獲獎瞬間，運動員欣喜的表情，便被攝影記者肯‧蓋格（Ken Geiger）捕捉到，且因為視覺張力十足獲得當年度普立茲現場新聞攝影獎。

對許多棒球迷而言，背號3號與球員貝比‧魯斯（Babe Ruth）可說畫上等號，在其退休儀式中，即使貝比‧魯斯當時已顯疲態，不見年輕時神采奕奕的樣子，但是記者耐桑尼爾‧范恩（Nat Fein）選擇從魯斯背後按下快門，以洋基球場內激動吶喊的球迷為背景，拍下了這幅「永遠的3號」。

另外，社會關懷題材也是新聞攝影關切的主題，如《達拉斯晨報》的攝影記者威廉‧史奈德（William Snyder）申請前往羅馬尼亞拍攝期孤兒院的真實情況，在這間孤兒院裡約有12萬名孤兒被遺棄在此，這些孩子大多天生殘廢，難以自我照顧，「我過去一直是個打帶跑的攝影記者，去了一趟羅馬尼亞，改變了我的一切，這不關乎照片，這關乎人，無援無助的人，這不再只是拍攝畫面，而是要講述故事。」而這幅作品正是孤兒院裡少數真正關心照顧幼童的工作人員蜜蜜‧芮哲斯古正在餵食一名15歲，卻無法自己進食的少年吃飯。

影像到底有什麼樣的功能呢？有時候透過影像的報導，讓大眾看見現實，因而得以改變一些現況。如攝影記者米歇爾‧杜賽爾（Michel duCille）前往邁阿密公共住房所拍攝下的一系列作品，這處被當地居民稱為「墳場」，犯罪嗑藥問題氾濫，杜賽爾決心進入墳場，將這區的墮落情形呈現在大眾眼前。這系列作品發表後，引起大眾的關注，政府也強行介入掃毒，連帶影響了此社區，「一年後我經過那裡，那裡已經被漆成柔和的桃色與白色。」杜賽爾欣慰地這樣說著。

而1958年獲獎的作品《全然信任》，也讓人感受到一股溫暖湧進心中。那天正是個遊行的日子，街道擠滿大量人群，記者威廉‧畢爾（William C. Beall）在街上尋找可以拍攝的主題，忽然一個轉身，看見一個年輕高大的警察，正彎腰與小男孩說話，提醒小男孩注意安全，當威廉按下快門的那瞬間，正凝結住童稚純真、人性溫暖的一刻。

作品《生之吻》（左圖，Rocco Morabito拍攝）與《奧克拉荷馬市炸彈攻擊案》（右圖，Chaeles Porter Ⅳ拍攝）也都拍下了令人動容的一幕。消防員、警察、救護員、線務員等的工作都是身處高危險環境中，而這兩幅作品都正巧捕捉到緊急救助的瞬間。左圖是誤觸高壓電的線務員，在極度緊急情況下，其同事在半空中對他進行人工呼吸，幸好最後這位線務員又開始呼吸了；而右圖則是救援人員深入危險的爆炸建築內救出幼童的畫面。

有些攝影作品更有激勵人心的作用，如攝影記者達拉斯‧金尼（Dallas Kinney）前往距離佛羅里達半小時車程的土地，這裡有一群離鄉背井的勞工，萬分辛勞地以勞力換取生存機會，即便他們的生存條件並不優渥，但是積極向前的態度卻是讓人敬佩，金尼拍下這群人的生活情況，「我想說的不是憐憫這些貧苦人，而是想要呈現經歷重大逆境的眾生，所展現的不可思議的韌性。」

對許多墨西哥與中南美洲的人來說，美國就像是個充滿希望的天堂國家，因此每年有無數人甘願冒著失去生命的危險，偷潛入美國以取得工作機會，或是尋找其家人。而攝影記者唐‧巴特列提（Don Bartletti）便隨著這群人展開一段「最危險的遷徙路徑」，並完成這一系列作品《安立奎的旅程》，安立奎算是這群移民中的幸運兒，因為他最終活著抵達美國，並尋獲其母親，不過在這段遷徙過程喪生的人可不算少數，然而這樣的遷徙與循環仍是不斷發生著。

展場中也能看到許多政治幽默的照片，如由威廉‧蓋勒格（William M. Gallagher）所拍到的《史蒂文森鞋底的破洞》不禁讓人看了會心一笑。史蒂文森是1952年美國總統候選人，當時一場競選集會中，蓋勒格剛好蹲在史蒂文森前，「他的鞋子正好擺在我面前，我不可能看不到那個洞。」

普立茲攝影獎是為美國新聞環境而設的獎項，因此許多由攝影記者所拍下的美國總統身影，也能在此展覽中見得。如發生在1999年的美國總統柯林頓緋聞案可謂傳遍世界，而由蘇珊‧威爾許（Susan Walsh）所拍到柯林頓向大眾道歉垂頭喪氣的樣子（左圖），可說是與1993年葛瑞格‧吉柏森（Greg Gibson）的作品《閒話家常》（右圖），柯林頓與小男孩親切互動的形象形成強烈對比。

獲得普立茲攝影獎的作品並不一定都是由報社攝影記者拍下，如以911事件《世界貿易中心遇襲》而獲得2002年突發新聞攝影獎的作品，便是由一位自由投稿攝影記者史蒂夫‧魯德倫（Steve Ludlum）所拍下。（註：911事件發生時，《紐約時報》的攝影記者是第一批抵達現場的媒體人員，他們冒著生命危險，穿梭在濃煙與掉落的瓦礫間，以鏡頭記錄現場狀況。後來《紐約時報》是將魯德倫與報社記者拍到的作品組成一系列，送交普立茲獎審查。）

除了記錄下社會真實發生的新聞事件外，也有攝影記者將鏡頭轉向身處在我們生活周遭平凡的小人物，看這影像中一個瓦楞紙板就是一個家，寒冷時移向蒸氣孔上，這些街友的生活讓人感到不可思議，不過他們卻是以「最後的自由人」自居。

另外，獲得1992年特寫攝影獎的系列作品《美國21歲男女》，也是取材較為獨特的作品，攝影記者約翰‧卡普藍（John Kaplan）在拍下一名21歲的殺人嫌犯後，他為這個即將逝去生命的嫌犯感到惋惜，若這個嫌犯是來自較好的環境，也許他的命運將有所不同，因此卡普藍決定拍攝一群生活環境、際遇皆不同的21歲年輕男女，其選擇的對象有美式足球球員、女模特兒、搖滾樂歌手、染上毒癮的男妓等等，用以呈現美國兩極化的社會現象。

而全展場中最為讓人感受到愉悅心情的作品，絕對非《芝加哥眾生相》這幅作品莫屬。身為攝影記者，約翰‧懷特（John H. White）需要拍攝各類型的新聞照片，命案、政治活動、火災現場等，但對他而言，雖已為芝加哥這座城市拍了30多年照，但他仍是期待拍出更多激勵人心的作品，如這幅作品中，在綠地上開心奔跑的孩子，像是可以為這個社會帶來希望一樣，「大多數人受夠了嚴肅的新聞，覺得那讓人痛苦，而我拍攝的這些影像、這些時刻，都賦予了生命，同樣具備快樂與寧靜的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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