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實驗室意外,創造了一隻變形的蜥蜴怪獸,電影《蜘蛛人:驚奇再起》最新反派蜥蜴博士,空有天才的腦袋卻不把生命當作一回事,計畫發動的生化危機讓紐約客人心惶惶,這下,蜘蛛人如何挺身而出,拯救市民再造神秘英雄人物經典?
 
瘋狂的天才科學家一直是好萊塢電影中的常客,然而真實世界中的科學家實驗室,卻是披著神秘面紗,一般民眾不僅難以窺見也難以理解其研究工作,因此,生物藝術(Bio-art)便由此而生,藝術家進入科學實驗室,以人文的角度參與生物實驗室的活動,提供不同的人文思考,並將科學成果透過藝術創作展現在一般大眾面前,搭起兩者的溝通橋樑,向大眾展示生命的神奇、神聖之餘,也激起大眾對於生命的尊重與熱愛。
出生巴西的美國藝術家愛德華多.卡茨(Eduardo Kac)在 2000 年發表了名叫 Alba 的螢光兔,卡茨將水母體內的綠色螢光蛋白植入 Alba 體內,在特定藍光照射下,Alba 將呈現螢光綠色。這是生物藝術(Bio-art)成功的一個案例。
 
生物藝術一詞在今日看來仍是一個陌生的領域,荷蘭萊頓大學(Universiteit Leiden)在幾年前成立了藝術與基因中心(The Art and Genomic Center),成立的宗旨為集結藝術家、基因學家與藝術史學家等,用以發展基因學與藝術的可能性,中心主持人是該校藝術史學系教授 Robert Zwijnenberg,擁有土木工程和哲學與藝術史專業背景的 Zwijnenberg 教授透過哲學家之眼,帶領我們進入充滿各種價值挑戰的生物藝術世界。
 
Q:老師在 2005 年成立了藝術與基因中心,能和我們簡單談一下中心的研究目標和當初成立的背景嗎?
 
A:幾年前我在馬斯垂克大學任教的時候就有這樣的構想了,泰半是出自我個人的背景,大學的時候我主修土木工程(Civil Engineering),畢業後我轉讀了哲學;因為我對自然科學的興趣和在哲學、美學領域上的研究,讓我開始對科學和藝術之間的對話產生了興趣。生命科學是很有趣的學科,當代科學家在實驗室裡製造生命並定義生命;但在歐洲歷史的傳統上,生命意義的討論本是人文學家的研究,不過隨著生命科學、醫療科學的長足發展,人文研究已經漸漸在生命的思辨中退位;當我們發覺用 DNA 圖譜(DNA Profile)書寫生命對人文研究是種文化衝擊的時候,生命科學家卻已同時坐上了生命議題和倫理探討的大位,這原是人文學者關注的領域,但我們竟漸漸失去了參與討論的機會。生命仍是如此浩瀚,人文學家本不該缺席,所以我希望能夠架起藝術和科學間的連結,並讓這兩者產生對話,藉著兩相映照,讓大家看見人文學家再次參與生命討論的重要性和急迫性。
 
Q:在普遍的認知中,藝術通常是被歸類在人文領域之中,但生物藝術卻是一個跨越科學和人文的概念,您會怎麼詮釋生物藝術家的角色,而您又是如何連結這兩個不同的領域?
 
A:我的角色是把藝術家帶進生物實驗室,讓藝術家參與生命科學實驗;當然我的本意並不是要讓藝術家參與多麼先進的實驗,而是希望藝術家在參與實驗的過程中,提出更多不同想法和關於生命倫理和美學呈現的討論。生物藝術家的任務是常民和生物實驗室中的溝通媒介,他們一腳站在實驗室裡、一腳站在社會中,用創作者的角色連結生命科學和人文哲思;在實驗室外的我們也可以藉由生物藝術家的美學體現,了解實驗室內正在進行的生命科學工程。透過這樣的作法,站在哲學家的角度,我們除了重新思考藝術在社會中的意義和功能,也不斷反問自己藝術如何可能,我想這也是當代藝術的一個重要面向。

    
 
Q:生物藝術家在實驗室裡的任務是實際參與實驗還是在一旁觀看紀錄呢?最後的生物藝術創作成果又是會以什麼樣的形式出現?
 
A:在實驗室中,藝術家並不是在場的旁觀者,他們和生物學家做一樣的事情,但卻從不同的角度出發。透過實際的操作,藝術家就生命倫理和美學討論的面向提出他們的看法;這些看法並不是批判或譴責正在進行的生物實驗,而是提出有別於生物學家結果導向的觀察。舉個例子來說,實驗室裡對生命和存在的定義和我們的普遍認知不盡相同,在生物實驗室中只有能夠自主維持生命又能自我繁殖的生物才算是具有生命狀態,胚胎就是不具生命狀態的物體;斑馬魚的基因組成其實和人類的基因組成非常相近,所以實驗室中多是利用斑馬魚的胚胎進行實驗。最讓我覺得不可思議的作品之一是藝術家 Adams Zarestky 創作的雙頭斑馬魚,他切除了斑馬魚胚胎的頭部,並移植到另一個也正在孵育中的斑馬魚胚胎上,企圖培養出雙頭的斑馬魚;雖然最後 Zarestky 的計畫沒有成功,但這個作品挑戰了我們過往對生命的認知,你會開始思考藝術和道德倫理之間的界線在哪裡,他的作品除了體現了生命科學中的美學認知,也讓我們看見道德價值和生命表現之間的落差。Zarestky 的作品處在胚胎、實驗工具和過程、道德規範、大眾焦慮和科學與美學的專業傲慢之間的開放空間,也只有在這個空間中,才能提供生物學家、研究學者和藝術家一個交互對話的平台。
 
Q:當藝術家進入生物實驗室之後,那些生物學家對生物藝術的態度是什麼?除了藝術與基因中心之外,還有其他相關的研究組織嗎?
 
A:當然我也需要花時間說服生物學家讓藝術家進入實驗室,實驗室裡的生物學家主要分成三種不同的族群;最大宗的是持反對態度者,再者是持中立態度,默許藝術家參與實驗的生物學家,當然也有少數對這種合作樂觀其成的生物學家。雖然最近歐洲的景氣不如過往,但荷蘭科學研究組織(NWO, De Nederlandse Organisatie voor Wetenschappelijk Onderzoek)仍提供了可觀的經費讓我們進行研究計畫,除此之外,像是西澳大學(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n )的組織培養與藝術計畫(TC&A, Tissue Culture and Art Project)、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和英國的研究機構都有這類的生物藝術研究計劃在進行。
 
在生物藝術的研究中,除了將藝術家帶進實驗室發展更多的可能之外,每學期的榮譽學程(Honours Class,註一)也提供藝術史系學生進一步認識生物藝術的機會。受 Zwijnenberg 教授的邀請,我們有幸和這群學生們一起進到實驗室裡,藉由實際操作,一同激盪出更多的討論。

    
 
這學期的課程主題是「誰擁有生命?」(Who Owns Life?),課程將由不同的生物藝術作品切入,討論生命倫理的議題。此外,課程也邀請了目前創作於利物浦的澳洲生物藝術家 Boo Chapple 駐校,除了和學生一起進行實驗外,也將生物藝術家最直接的的創作概念帶進課堂討論,每堂課除了進行不同的主題討論外,亦交互進行不同的生物實驗,例如螢光細菌的培養。而這次的上課主題則有別於生物藝術討論的範疇,學生們將實地進行海拉細胞(Hela Cells)的培養,將處於對數生長的海拉細胞,透過消化液將細胞組織懸浮離散成單細胞狀態再行培養,透過一學期的實地操演和討論,學生們將對生物藝術有更深入的認識,學期結束前,他們將分組提出 3000 歐元預算之內可執行的生物藝術研究計畫,透過藝術史、生命科學領域的教授和業界贊助者三方審核,選出最適合執行的企劃方案,選出的計畫最後也將由整個班級共同執行。
 
除了連結藝術家和生命科學實驗外,透過教學和專書出版,Zwijnenberg 教授以哲學家之眼不斷提出對生命倫理的思辨;生物藝術重新審視了藝術在社會中的功能,同時也開啟了當代藝術更寬廣的面向和視野。
 

編輯/劉宏怡

註一:榮譽課程的制度始於萊登大學,為荷蘭高等教育系統中的小班制延伸課程,只有成績優異和對課程內容有高度動機的學生才有資格修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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