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at will I be?
Will I be handsome?
Will I be rich?
你30歲了嗎？這年紀其實也離小時候不遠，但卻敏感尷尬到不行。小時候，你覺得自己什麼都可以，自己可以成為任何想成為的人，但是不是，到了30歲，你開始明白自己的侷限？如果是女生，大概能看見又青姐抖著眉角；男生的話，就是狂想劇場由廖俊凱執導的《I’m the man》了。到了30，你開始聽懂「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這是《I’m the man》的主題曲，改編自Doris Day 《世事難料》（Que sera, sera），繚繞又揪心。
《I’m the man》是「狂想劇場」繼日前在北京國際青年藝術節演出《賊變》後，受邀於2012華山藝術生活節演出的最新作品。但說「新」倒也不盡然，導演廖俊凱其實早在2009年退伍認識編劇高俊耀後，就跟他承諾「一定要導這齣戲」，2010年到高雄南風劇場參加讀劇展後，滿腔熱血地詢問了許多演出空間，但因為沒有經費，一一地被打槍，終於，推遲了3年，《I’m the man》即將上檔。總是看到有優秀作品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要求劇作家「把這作品給我導！」的廖俊凱搔搔頭，一臉困擾，「我作戲都像是要完成對朋友的承諾喇！」
對照同樣30歲卻熱血做自己的真男子廖俊凱，《I’m the man》卻是描述3個30歲面對生活困境而顯得軟弱無力的男人們──阿浩、小康、王子東，分別是電視台編劇、工廠主任、直銷公司經理，他們心中的女神是從未現身卻長存男人們心中的子晴。畢業後，浩與東離開鄉下小鎮到城市工作，康則留在家鄉。故事從3位主角再次相聚，成天一張桌子三張椅子玩大老二開始。
從遊戲中，你看見3個男人之間的競爭與角力，在互相挑釁與垃圾話中建立的男性情誼，百般聊賴且疲憊地面對生活的無望，與他們所面臨的生活選擇題。幾乎要讓你看見你爸、你哥，甚至是你自己。
廖俊凱說：「在華人世界，男性必須擔負社會責任，被要求要有肩膀、要有成就，為了滿足外界所給的期待，也犧牲了屬於自己的東西。我時常在笑，劇中子晴的角色，過得很爽、到處旅行，不像男生有壓力，因為社會給的刻板印象，他要滿足很多社會條件，幾歲要有車、有房、討老婆……，必須跟著那個時程表走，弔詭的是，男性變得像1、200年前的女生，開始走不出去……」
因此，繚繞整齣戲一直不下雨的滯悶感，其實是一個象徵。在《I’m the man》裡，沒有A man，只有The man，沒有獨自臉孔的個人，只有鎖定在一個特定的世代、一種特定的性別，模糊如團塊的集合體。這個馬來西亞籍的編劇高俊耀的作品，搬演到台灣，卻完全不需要轉譯，廖俊凱指出，這齣戲，談的就是「卡在中間的、不老但也不再年輕的一個世代，想要有所成就、突破或發展，卻被整個環境所箝制住的一個生活狀態」。也可以說，高俊耀在笑鬧中，尖銳而疼痛地揭露的是，會不會，男人們所有對自我的期許，都來自於他人設定好的選擇題，而你只能在設定好的鐵軌裡筆直地前行，並沿途掏空自己最美好的東西？
在劇中，大量的吉他，充滿男性化的、鬱悶的旋律，幾乎要讓你聽見歌手黃玠的《綠色的日子》悠悠又憤怒地唱著：「我身上應該穿著什麼服裝？我腳下應該踩著什麼步伐？我如此努力的隱藏，你會更快樂嗎？每個星期四灌輸腐敗信仰，洗不去我心中的彩色幻想。如果心中有不快樂，就只能大聲唱……」
還好，透過《I’m the man》，廖俊凱唱出來了。
Q：談談你的人生選擇？
A：走這條路，你就要清楚你會走得比較辛苦。我曾經聽一個很有才華的學弟說：「我也想要像一些劇場的老前輩住陽明山的豪宅啊！」如果你不是「幸運的精子」，做創作都一定是一條比較難的路，但這是一種人生選擇，有些人可能需要比較好的生活品質，對我而言，建構自己的世界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你只能守護好自己的價值觀，讓那些與你不同的人認同、羨慕你。
Q：那麼，曾經有很辛苦，想要放棄的時候嗎？
A：求學的時候一直是唸表演相關，工作也一直找類似的，以前當演員也是跟著巡迴到處演出，可能是在這個過程裡，可以很清楚地知道自己要什麼。雖然也曾經想過要不要去找一個「正常」的辦公室工作，但當兵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折點。
在我們這個世代，父母會希望兒女有一個穩定的工作，去考公務員之類，在軍營裡，軍方也是鼓勵我們簽約當職業軍人。在那個封閉的生態裡，只要沒有做出太出格的舉動，就可以在大體制裡當一隻米蟲，安心地養老。其實軍營就是一個小社會，但更扭曲。當你看見中校、上校每天的工作就是在服務更高階的長官，沒什麼長才，可能有4、50歲的人被罵得像個孩子，你也知道這些人就是為了錢，但問題是，人在這樣的過程裡也慢慢地被掏空，在那一年，我都要瘋了！所以2009年從金門退伍後，更堅定地要繼續做創作，我想「機會只有一次」，就決定給自己1、2年的時間試試看，於是當了一年的無業遊民。
Q：那一年間不曾感到焦慮嗎？
A：不會啊！我在軍中練就了厚臉皮！（大笑）也是在2010年的一場讀劇會認識了《I’m the man》的編劇俊耀，後來，高雄南風劇場讀劇節徵求劇本，《I’m the man》入選，俊耀就邀請我導這齣戲，雖只是讀劇，但也認真地去找了音樂、排了走位……，因為做的很努力，也幾乎要跟當時做音樂的學妹（編按：地下樂團「嗎啡隱私」的主要成員之一）鬧翻，光是歌曲就做了10幾版，也找了錄音室去配唱。或是也陸續地跟朋友一起翻譯了一些很不錯的劇本，規劃演出等等。所以，在這一年裡，沒有說非常刻意，但也慢慢地累積了許多能量。
Q：狂想劇場也是在那時成立的嗎？
A：對呀。09年夏天退伍後，發牌照的那天成立的，8月28日！很吉利，哈哈！
Q：除了改編小說文本外，狂想也採用許多台灣年輕劇作家的作品，比如《賊變》、《I’m the man》與明年上檔的《寄居》，內容似乎較涉及社會關懷，你如何選本？
A：當然是我的喜好啊！（笑）我覺得選劇本是滿主觀的，說社會議題有點太沉重，因為我並不是一個運動性格強的人，但吸引我的，都是有點邊緣、跟人性有關的議題。
不同於小說，小說的世界建構得很完整，但劇本需要讀者主動的參與。所以，我覺得重要的是，劇本要能勾起我的想像力。社會議題不是刻意的，我們當然都關心這個世界，但我更期待自己能把劇場的美學做好，用藝術讓大眾注意到一些重要的事情，這是藝術家的工作。或許我們不是第一個站出來大聲疾呼的人，但藝術家能透過美感講出邊緣的、不曾被關注到的事情，讓更多人注意到問題的所在，喚醒更多的同理心，這是藝術必須要達到的高度。
《賊變》演出劇照及工作畫面。(Photographs by 李欣哲)
Q：那麼《I’m the man》想說些什麼？
A：想為一個特定的世代，或特定的性別，說出正遭遇的困境吧。《I’m the man》在講亞洲男性普遍會遇到的問題，男性被期許的社會角色、社會形象，比如男子氣概等等，劇中的3個主要角色有更想要去做的事情，因為自身的限制，而只能逐漸消磨生命中一些美好的事情。我想，但藝術能做的，是創造出更多的社會角色，讓人去思考你要如何跟這些期待相處，或顛覆。這齣戲的主題其實很單純，關於「想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關於面臨人生選擇的一個狀態。
Q：你自己曾經面臨這樣的狀態嗎？A：像當兵，其實就是一個規訓的過程，什麼時候做什麼事情，都是被規定好的，是很男性的集體生活，你沒有任何的推托空間，你必須跟著團體行動，你沒辦法說不。《I’m the man》就像這樣的狀態，是對年輕時夢想的悼念。活到了30歲，你會知道你自己的框架，但離小時候的大無畏也沒有很遠，《I’m the man》也可以說是反男子氣概的一種表達，因為他把男性軟弱的一面曝露出來了。社會賦予男性的期待也成為一種侷限的包袱，反而是劇中一直沒現身的「女主角」子晴比這些男人還完美，因為她可以去做任何她想做的事情。
Q：同樣身為30歲的此刻，也會悼念年輕的自己嗎？
A：會呀！比如體重上啊……，體力上啊……（遙望遠方）還有其實我以前想當的是畫家……，以前覺得開個小畫室就滿足了，但沒想到一發不可收拾，居然走到一個這麼奇怪的地方。（大笑）有人說我看起來不像個創作者，我算是比較晚熟的、笨鳥慢飛的那種，但幸運的是，好像一直，冥冥中有一個更大的東西在召喚，也不是什麼崇高的使命感，而是一種高過於我的什麼東西，就是要帶領我往什麼地方去。
Q：那麼，未來想往什麼地方去？
A：狂想未來的走向，有兩個大重點，一是文本的選擇，無論是採用國外譯本、小說改編或是本土劇作家的作品，都是具有強烈的議題，但我也會嘗試更劇場風格的演出，沒有過多的語言，以抽象的思維模式，而是讓表演者的肢體說話，像音樂，不說一個完整的故事，而是呈現情緒、氛圍……，更能開啟觀看的可能，這對創作者回頭做文本會更有幫助。比如明年（2013年）年底與周書毅的合作，就將是非常風格取向的表演。
另一方面，我希望能建立更明確的美學態度，讓人能夠辨識。對我來說，能一直做小型、中型的劇場，能有一群喜歡我的觀眾，明白我導戲的風格，知道我一路走來的脈絡，有我的戲就會來看，這樣就好了。很多人會把進國家戲劇院當夢想，但我覺得，它只是一個比較大的盒子而已。如果說大劇場是你去買一個期待好、大多也不會離你的想像很遠的東西，那麼小劇場就像是買驚喜包。（大笑）
回到創作面來看，小劇場更像是把自己家的果園種的果子，拿出來分享給你的朋友，不是被密集大量複製的產物，而是更有個性的東西，因為資源不多，所以會發展出另一套美學，給創作者實驗的空間更大。比如黎煥雄是我非常欣賞的劇場導演前輩，他不會因為在戲劇院演出，就放棄了小劇場的表演，反而小劇場是他很重要的養分，對我來說也是，畢竟我就是做小劇場出來的，也會希望小劇場有更多的可能。
採訪整理/張慧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