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正是 Paul Engle 跟聶華苓在愛荷華的家，一個最開放、最自由的家，一個永遠有著聶華苓爽朗大笑聲的家。
1967 年，Paul Engle 跟聶華苓在美國愛荷華創辦了「國際寫作計畫」（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以下簡稱為 IWP），廣邀各國作家前來交流、寫作，當時許多生存在鐵幕之下的作家，都因為這寫作計畫，而有機會來到愛荷華一吸自由的空氣，「誰不能出去，我們就邀請誰。」聶華苓這樣說著，因此大陸的右派、台灣的左派作家，還有巴勒斯坦與猶太籍作家，竟也因此同坐在聶華苓的客廳中，雖然有時也會因為理念不合而大打出手，但是這裡自由的氣氛，反成了這許多作家生命中的一道出口，林懷民說：「他們不是在辦一個冷冰冰的學術計畫，這裡面完全是人的來往，所以我常說，在柏林圍牆被挖下來之前，那座牆，其實早就在愛荷華先被拆除了。」Paul Engle 跟聶華苓為 20 世紀文壇的努力用心，在 1976 年兩人同被推薦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 （Photograph by 陳建仲） 曾參加過 IWP 的作家們，都受過聶華苓如母親般的照顧，導演陳安琪透露，私下的聶華苓對自己的生活是非常簡約的，但是對待這些作家卻總是那麼慷慨大方，不僅常邀請這些作家去吃大餐，更有些作家十分感謝地說，每每坐在聶華苓家中那張桌子前，你面前的碗與盤子絕對不會空著，這正是有著中國人好客包容性格的聶華苓讓大家備受感動之處，也因此那些去過愛荷華的作家們，總私下稱聶華苓為「華人文壇永遠的母親」。
聶華苓 （前排紅衣）與眾作家們合影。
聶華苓，是一個堅毅而溫暖的女性，而閱讀她的人生故事，就像是進行了一段 20 世紀中國歷史的壯遊。她的一生飄盪，1925 年出生在中國，因為父親是桂系人馬，一家始終在政治下惴惴難安；1949 年來到台灣，加入了雷震創辦的《自由中國》雜誌，擔任編輯一職，後因為白色恐怖《自由中國》遭停刊，聶華苓失去了工作，只好轉為在家埋首創作。1963 年，因緣際會遇到了畢生相知相惜的摯愛 Paul Engle，並隨他來到了美國愛荷華，展開了一段長達 27 年令人羨慕的愛戀繾綣，也自此開啟了 Paul Engle 與聶華苓影響 20 世紀文壇的志業——愛荷華的國際寫作計畫，讓文壇自此定要刻上他們一筆。
聶華苓生性樂觀，即便生活飄盪困頓，她總是以「嘿，就是嘛！」而一語帶過，即使對生活有怨，也不過是那剎那片刻；她性格豪爽，對待朋友後輩總像火一般溫暖人心，莫言曾這樣形容聶華苓：「她身上有種英雄氣概，甚至有一種俠義的情結。」因此這也是陳安琪想要拍攝聶華苓紀錄片的最主要原因，「我覺得她是一個非常厲害的女性，非常值得我們去做一個借鏡，做人就應該跟她一樣，她的精神我覺得是很應該且值得傳給後代年輕人，所以這部影片也算是一部勵志片。」
聽著導演陳安琪爽朗的笑聲，讓人不禁聯想到電影中聶華苓接連不斷極富感染力的大笑。（Photograph by 李欣哲）
陳安琪與聶華苓的大女兒薇薇是初中同學，兩家往來密切，而在愛荷華時期，陳安琪也屬於 IWP 的一份子，鄭愁予、商禽當她是小妹妹照顧，中國作家教她一口啤酒、一口威士忌這樣喝酒，而到暑假，林懷民拉著她去看現代舞，而陳安琪則是帶著林懷民去打工、端盤子，陳安琪就像是聶華苓的第 3 個女兒一樣。
就是因為參與過愛荷華那段美好的日子，因此由陳安琪來拍攝聶華苓的紀錄片可說是再適合不過了，而在與導演訪談中，導演總是客氣的想要聽聽我們的想法，問著我們喜不喜歡這部作品，訪談間，當聊到愛荷華那段有趣的日子，導演也不時大笑出聲，而那迴盪的笑聲，彷彿也與影片中聶華苓的豪爽大笑重疊著。
Q：聽說一開始是計畫拍Paul Engle的紀錄片的？
A：其實拍 Paul Engle，就等於是拍 Paul Engle 和聶華苓，基本上他們是二為一體的，從 1964 年聶華苓去了美國，到 1991 年 Paul Engle 過世，他們幾乎都是在一起，因此 Paul Engle 的去世對她的打擊非常大，從 Paul Engle 過世 10 年左右，聶華苓幾乎什麼事都沒法做。
我在愛荷華的時候是跟他們一起生活的，當然也跟整個 IWP 是非常貼近；所以後來去加州念 UCLA，想要找一些 Project 來做，就想到可以拍 Paul Engle 的紀錄片，但回香港後就開始拍了一些廣告、劇情片，這個紀錄片的計畫就這樣一直擱置，後來在整理文件時，看到一封 Paul Engle 寫給我的信，是 Paul Engle 用舊打字機打出來的，很簡潔的兩句，「當然，我願意讓你拍。」看到這封信讓我很感慨，因為Paul Engle已經不在了；在愛荷華的那段時光，是多麼精彩的時代，也可以說是我的啟蒙時代，後來想一想，我還有聶華苓啊，馬上就打了電話給她，問她如果我要拍她的紀錄片，她就很爽朗地說：「好啊！」
導演陳安琪與聶華苓的感情相當好，因此由陳安琪來拍攝聶華苓紀錄片，可說再合適不過了。
Q：電影裡好像比較少談到聶華苓的文學創作？
A：這部份是我自己的選擇，第一因為我不是作家、學者，雖然我也喜歡看書，但我認為我沒有足夠的涵養去做一個更深入的探討呈現，所以在這部分我並沒有太過著墨；雖然我就沒有選擇從文學的角度去講聶華苓在文學上的成就，但很多看過的年輕朋友會說，這部片讓他們對看書的興趣又回來了，他們想要回去找聶華苓的書，還有影片中出現的這些作家的書籍來看，我想這也算是做到一種成果了。
Q：那導演如何去捕捉、去選擇素材來呈現聶華苓這個「人」？
A：慢慢的、慢慢的拍，所以這部片花了很長的時間拍攝，我覺得最不容易的就是這個。我並不打算拍一部文學電影，我希望呈現出聶華苓的人生、故事與波折，就如同她自己說的，她的一生就像動盪的中國 20 世紀，抗戰、國共鬥爭、大陸赤化、台灣白色恐怖、解嚴，到台灣邁向民主社會，這些都是歷史上重要事實與事件，歷史的演進最終希望人類都可以擁有自由，這也是聶華苓跟 Paul Engle 推廣 IWP 最主要、最重要的主軸，為人最重要的，就是擁有自由跟尊嚴，尤其如果你是生長在一個沒有自由的地方，就特別覺得自由的珍貴了。
IWP 背後一個很重要的想法，就是要讓這些失去自由、身處在水深火熱環境裡的作家，有機會離開國家，來到愛荷華的這一年裡，他們可以很自由地從外面的世界去看自己國家內部的情況，之後很多作家都還是選擇回國，以地下的方式爭取國家人民的自由；因此聶華苓跟 Paul Engle 的影響是很深遠的，不僅只在文學上，後來他們兩個也都被提名和平獎。
Q：影片最後有段讓人印象特別深刻，就是提到聶華苓拿出那件銀色的衣服說要當她的壽服，我覺得這段特別能夠呈現出聶華苓灑脫的大氣。
A：很多人在那段都落淚，那部分可以很真實地看到聶華苓的性格，即使是面對自己的死亡，都沒有恐懼，就是這樣子了，就像她書中所說：「我就像那條河，慢慢地流，慢了，慢了，有一天我就走了。」無愧、無怨地離開了。Q：為什麼在片中導演想要呈現聶華苓去購物，還有一位先生到聶華苓家中收取維修費用的片段呢？
A：為什麼不呢？那就是人生活最精采的地方啊，如果沒有那些片段，我相信這片子就絕對是會很悶。因為每個人都是立體的，生活的片段才能呈現更完整的聶華苓，而這些小細節可以讓聶華苓變得更加深刻，這些小地方是我最喜歡的。
Q：尤其影片中提到聶華苓的大笑，然後導演就剪了好多好多聶華苓的笑聲，那個笑聲很像有感染力，讓大家都跟著大笑。
A：我朋友也說那一段很精彩，有一個大陸的第一代導演在大理看這部片子，看完後就跟我說：「陳安琪，妳應該在那個哈哈哈哈大笑那邊就停了，然後就成就了這位傲笑江湖的俠女。」其實這種呈現方式也很有意思，不是不可以，但只是我們的選擇是讓整部片子淡淡、慢慢的，沒有什麼很煽情的。Q：為什麼導演會選擇林懷民、蔣勳等作家來談聶華苓呢？
A：因為我們覺得蔣勳那兩段講得真的很好，而林懷民的柏林圍牆比喻也講得很好，我自己有點遺憾的部分是，我們大概訪問了 30 位作家，但有的作家可能在影片中一個鏡頭都沒有，或有的作家只有一個鏡頭，其實這些作家很多都是講得很好的，但是因為有些講得有重複，如果收錄太多講述聶華苓的訪談，對這影片的節奏也有影響，因此只好忍痛割捨。
現在很多年輕人根本不認識聶華苓，雖然她的著作不多，但是她的文筆真的很不錯，就像她弟弟說的，那些短篇真是精采地不得了，當時聶華苓剛到台灣，看見周圍的小市民的那些小故事，真的好棒。後來因為國際寫作計畫，太多事情要做了，犧牲了她寫作的時間，但是那成就是更大的了。其實這個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並沒有太多人知道，這真的很奇怪，可能是因為聶華苓比較低調，加上文學在社會上也屬於比較小眾的領域，但是文字是連繫歷史，聯繫你我的，我們怎麼可以把文字丟棄呢？
聶華苓的人緣相當好，有太多作家曾在愛荷華受到其照顧，因此非常願意在紀錄片中露臉向大家聊聊他們所認識的聶華苓。此為作家莫言所簽下的「同意擔當顧問併接受採訪書」。
Q：請導演多分享一些與聶華苓、Paul Engle 生活的片段，或是與這些作家們相處的有趣故事。
A：打架、吵架都是曾經在那邊上演過，有時候真的就是一個杯子這樣飛過去，影片中提到的埃及跟以色列作家，之前還有巴勒斯坦與猶太籍的作家，他們一見面就真的先打起來，相較來說，華人作家在這方面就比較有禮貌，即使理念相當不一樣，但是見面的時候還是很客氣的，雖然在討論的時候會吵，但是拿這些議題來開玩笑也是不少。
另外，還有一個作家煙癮非常大，有一次抽菸忘了開窗，結果竟引發煙霧器，嗶地讓整個宿舍都浸泡在水灘中，真的很多這種小故事。而我最記得的就是中國作家教我們喝酒，還有一次林懷民跟我說：「安琪，我帶妳去紐約。」結果，他帶我去看了我這輩子第一次看到的現代舞表演。
那個年代真的是很快樂的年代，大家一起經歷嬉皮、婦運、反越戰，那時候在美國受到的薰陶，讓我學習怎麼培養自己的看法，而且也因為 Paul Engle 跟聶華苓的看法跟我的也很相近，所以講這個故事就顯得容易多了。
Q：那聶華苓看過紀錄片了嗎？她有什麼想法？
A：影片完成剪接後，我最怕的就是她那一關，很怕她不喜歡、不同意，尤其聶華苓是很要求完美的；所以我拖到最後，才寄給她看，然後開始膽顫心驚地等待，結果有一天mail來了，很簡單的幾句，她說她看了，非常非常地 touch。那是拍這部片以來，我最開心的片刻，什麼都值得了，我真的很開心有這個緣分可以完成這件事。
Q：可以請導演談談現在的香港電影產業嗎？
A：聶華苓曾經讚美一個作家：「他有寫作的功夫，也有背後精神的深度，那就是好作品。」我覺得電影也是這樣，內容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現在我看電影，都會期待能不能在最後帶走些什麼，希望電影有多一點想說的東西，有一點思考，這才是我珍惜的電影。現在香港電影技術面上是很好的，但在電影製作的制度上還是沒有進步，為什麼好萊塢電影拍起來沒有那麼辛苦，因為大家都分工合作得很好，制度很成熟，香港的拍片方式像是打游擊，很辛苦，但如果大家都累得半死，如何去做好一件事情呢？
所以說如果要我回去拍劇情片、商業片，我真的捱不下去，我現在被稱為邊緣外的導演，因為路不一樣了，但我覺得這樣很好啊，做自己喜歡的，滿足感很好，也覺得無愧！
採訪整理/劉宏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