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沒有人能比他更善於沉默與等待了。
 
在排練現場,劉振祥宛如不存在般地觀察,安靜捕捉那些我們看不見的、轉瞬極逝又美麗非凡的姿態,或許在那些神秘的瞬間,世界只剩下他自己,與顯影後將狠狠刺向觀者的影像。這位雲門御用的攝影師,也曾經是走在街頭前線的攝影記者,美與衝突是他攝影早期不斷回返往複的主題,近幾年與劇場、電影的合作,轉譯了作品本身的靈光,令人印象深刻。MOT/TIMES在陰雨綿綿的午後,拜訪劉振祥隱身在敦化南路小巷弄的工作室,這位不溫不火、親切敦厚的長輩說話很慢,笑起來瞇瞇的眼角像養了一雙魚,字斟句酌且認真地講述這些年來一路的風景,觀察與思考。
「在混亂焦躁的動作現場,我常覺得,敦敦厚厚站在排練場或後台一角的振祥就是護持我的菩薩。」
 
認識劉振祥,可能都是從那一張張或狂奔飛越、或沉靜如石的雲門舞者們開始。在《前後—劉振祥的雲門影像敘事》攝影專集裡,雲門的靈魂人物林懷民曾以如此溫暖的形象,描述這位合作超過25年的攝影師。

 
左圖:1987年,雲門創辦人林懷民。(Photo credit:劉振祥)
右圖:1989年,林懷民為六四天安門事件編舞作《輓歌》,由當時34歲的羅曼菲擔任獨舞。(Photo credit:劉振祥)

20歲時劉振祥在爵士藝廊舉辦首次個展「問劉二十」,拿起攝影機才兩年,因緣際會在風起雲湧的1980年代進入新聞圈擔任攝影記者,以鏡頭見證解嚴前後一次次的街頭運動,如機場事件、520農民運動、228平反運動、台獨聲援案、519鄭南榕出殯、詹益樺自焚、勞工抗議等事件,在不安的動盪中,劉振祥用鏡頭記錄了那些為了自由民主所流的汗與血,在鬱悶壓抑的真實荒漠中提供社會大眾一種角度,一個視野,在記憶的縫隙為我們留存了光。

 

左圖:勞工抗議。(Photo credit:劉振祥)
右圖:1988年蔣經國出殯。(Photo credit:劉振祥)
下圖:1990年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
(Photo credit:劉振祥)

早期跟著藝術家謝春德學習,除了街頭紀實外,他也擔任關渡藝術學院(現在的北藝大)中一批國外留學回來,對影像品質嚴格要求的老師們的外聘攝影師,比如當時台灣第一個職業舞團雲門舞集的創辦人林懷民也是其中之一,也因此,他在24歲(1987年)時受邀為雲門拍攝,並持續至今,他說:「對一個喜愛攝影又愛看表演的人而言,這真是最好的工作了!」對當時走在社會變革浪潮頂端的劉振祥而言,進劇場不啻是在緊繃世界的停頓與休息,這位擅於沉默與等待的攝影師,面對一群如春日般美好而讓人傾倒的舞者,精準地捕捉了這些藝術家生命的內在激盪與活力,林懷民曾說:「振祥的快門捕捉的無數當下,讓我覺得自己曾經認真活過,雲門的歲月沒有留白。」


去年(2012年)11月中雲門舞者們到台東池上體驗割稻,為了今年8月的新作《稻禾》做準備,雖然只有體驗短短的1天,但劉振祥笑說:「他們不是一般的舞者,非常快就抓到要領,讓那些農民很驚訝,直問『你們怎麼這麼快就割完了!』」。(Photo credit:劉振祥)

 除了新聞與舞台攝影,早在1986年23歲的劉振祥也第一次與導演侯孝賢合作《戀戀風塵》、楊德昌《恐怖份子》的電影劇照拍攝,相隔20多年後,又與鍾孟宏陸續合作了《停車》(2008)、《第四張畫》(2010)與今年8月即將上映的《失魂》。與舞台攝影相比,電影劇照的拍攝則給了劉振祥更多的想像空間,他看見那些導演們看不見的,在不同場景的連結間,讓影像不僅聚焦在演員,也能納入整體環境,讓影像在電影之內又獨立於電影之外,劉振祥說:「雖多年來只拍攝幾部電影,但滿好玩的。我算是part-time,不是專職的劇照師,不受約束,反而能更自由的觀察這群人的工作。」
 
2008年劉振祥拍攝鍾孟宏電影《停車》劇照。(Photo credit:劉振祥)

 
2010年劉振祥拍攝鍾孟宏電影《第四張畫》劇照。(Photo credit:劉振祥)

有意思的是,無論身處在新聞現場、舞台劇場或是電影片場,劉振祥總是以旁觀者的身分來面對事件的發生,誠懇地記錄,甚至以聰慧靈敏的攝影師之眼更進一步地重新詮釋,溫暖守候而不干擾,他說:「你必須知道你的角色是什麼,如果你是導演就必須去指揮,若是記錄,就必須尊重現場的感覺。」但在演出現場被形容「好像不存在一樣」的劉振祥,每按一次快門,都像是在反駁「攝影就是偶遇」的說法,創造出一件優秀的攝影作品從不是巧合,觀察與思考讓劉振祥作品中的雲門舞者成為一個時代的符號,讓電影在劇照植根重生。

 
除了新聞紀實、舞台、電影劇照攝影之外,劉振祥與妻子古碧玲在2011年出版的《家庭相簿》捕捉兒子撰撰成長的動人神情,也讓人感受到無法言喻的親切與感動。從小在陽明山長大的劉振祥,對於拍攝家人與周遭景物並不陌生,他說:「我早期的許多作品都是拍攝家人與生活的環境,拍攝撰撰是很自然的開始,只是比較少長期去記錄一個小朋友,但反正每天都要面對他啊(笑)。」(Photo credit:劉振祥)

Q:羅蘭巴特認為觀看攝影是一種「奇遇」,哪一張碰上了他,哪一張沒碰到。聽起來是「偶然」決定了許多好作品的誕生,尤其現在科技進步,常見到許多攝影師採用連拍的方式來捕捉舞台上的每一刻,但老師的作品看起來不只是這樣,有更多生命力的東西。
 
A:要連拍的話,何不直接錄影就好呢?現今的科技解決了很多問題,比如從前你要考慮色溫、底片的感度……,有很多專業的問題必須去克服,攝影師必須去了解色彩學、洗照片的化學變化等,但現在的機器把這些問題都解決了,你很容易就可以取得一個不會有差錯的影像,但攝影不是只抓到畫面就好,而是攝影師如何去詮釋。每支舞、每齣戲,都有著不同的關係,表演能在1、2個小時內呈現,但攝影卻要在單張作品中讓人看見,這完全是要靠攝影師對作品的了解,是更困難的。
 
很多東西你必須要先有想法,當然我也會連拍,等待捕捉我想要的那個片刻,這過程需要不斷地去選擇,且同一部作品在不同的時間點,你回過頭去看,也會有不一樣的感覺去詮釋,比如今年《流浪者之歌》又要重演,10年過去了,心境不一樣了,在不同的生命歷程裡,你會找到一個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詮釋方法,在不一樣的位置,拍出不一樣的東西。

Q:擔任雲門御用攝影師這麼多年來,同一齣作品也一看再看,如何還能找到新意呢?
 
A:看雲門的作品,或許很多時候你不能理解為何編舞家要在舞作中編入這個動作,有些人會說他看《流浪者之歌》看到流淚,旁人可能無法理解,但這是跟每個人的生命歷程有關,某些感觸從生命底層被喚醒。
 
那麼多年來,心境不同了,觀看的角度當然也會不同,尤其長期合作下來,感觸又更深。從當年的第一批的舞者到現在,留下來的沒幾個,很多獨舞的角色林懷民老師都是根據舞者的身體去編舞,而舞作重演,新的舞者必須去揣摩前輩們的動作,對資深舞者們很自然的動作卻不一定適合年輕的舞者,每個時代都有獨特的肢體感覺,這是不斷在變化的。拍攝的過程,有時一張照片捕捉到了舞作的精神,林懷民老師就會沿用這個圖像,並不要求圖像一定要與跳的舞者一致。
 
Q:舞蹈攝影很神奇的是,似乎可以獨立存在於作品之外,自成一格,成為icon。那麼,看表演時會想要單純當一個觀眾嗎?
 
A:不,我還是喜歡當攝影師,看表演也會有一點職業病,會覺得這畫面真好,我應該要拍下來。我會很焦慮。(笑)


2008雲門舞集《花語》。(Photo credit:劉振祥)

Q:不會擔心視線會受制於鏡框,而錯過些什麼嗎?
 
A:攝影有趣的是,就算是拍攝相同的對象,不同的人拍,也會拍出很不一樣的東西。這有幾個關鍵因素,每個人對美的感覺不一樣,在拍攝的過程中有各種選擇,比如鏡位、比例,當中有各種詮釋的可能,攝影師必須進入演出的情緒,才能呈現要表達的東西,更進一步地,將這樣的影像轉化成你自己的作品。
 
有時候拍一拍,當然會稍微放下攝影機,偷看一下現在整個舞台的狀況,或是瞄一下字幕,但不會擔心錯過什麼,最精彩的都在鏡頭裡了!而且通常委託拍攝,一個表演都會看很多次,尤其舞蹈不像戲劇、電影,它沒有明確的故事情節,舞蹈的整個過程都是精彩的,而不只是只有最後ENDING的高潮。

1998年雲門舞集《水月》。 (Photo credit:劉振祥)

Q:從老師在1980年代開始當攝影記者,後來又到了劇場的經歷來看,大多是偏向紀實的攝影,但近年也滿多攝影師或創作者嘗試編導式攝影,對這類型的攝影作品有什麼想法?
 
A:這種類型的創作其實用「視覺藝術」來稱呼會更為貼切,創作的過程就像一齣戲,很多東西凝聚在其中,經過安排與設計,只是最後用影像呈現,但在舞台攝影上,比如拍攝戲劇的劇照、宣傳照,也常會需要經過重新整合,選擇對的場景去呈現需要的感覺。關於紀實,目前可能在新聞報導上才有嚴苛的標準,不容改變,改變就是造假,因此他們會把後製的成分降到最低,雖說現在也會調光調色,但畫面是不容改變的。

 
左圖:1991年劉振祥於雲門八里排練場捕捉的一景,小女孩專心凝視舞者排練。(Photo credit:劉振祥)
右圖:2008年一場大火燒毀了雲門16年的「家」,八里排練場所積累的35年心血付之一炬,劉振祥為雲門人拍攝大合照。(Photo credit:劉振祥)


Q:對於攝影,我們似乎還是會期待它的真實性。

A:現在科技太進步了,可以運用的東西太多了,不管是手機還是相機,內建的許多軟體都可以去做出不可思議的效果,這界線會越來越模糊。比如我最近用一台SONY的相機,一次可以拍6張,晚上拍攝都不用帶腳架,它會找最清晰的部分自動合成一張清晰的影像,那如果運用這樣的機器拍攝新聞,這到底算不算經過後製呢?應該算吧!畢竟是6張合成一張。(大笑) 

若用視覺藝術的範疇來談攝影,而不是侷限在新聞的紀實攝影,其實不需要去要求真實,就像你去欣賞一幅畫,並不會去考量用的畫筆、顏料、畫布,「真實」對視覺藝術而言並不是這麼重要,重要的是創作者的思考,他們如何去呈現這樣的影像。
 
Q:聊到新聞攝影,老師也擔任過攝影記者,對近期的反媒體壟斷(註1)有什麼看法?
 
A:過去文人為了理想而辦報,現在可怕的是,媒體全面的財團化,擁有媒體成為一種手段或工具。比如最近蘋果日報易手,背後有7大集團,那麼記者就被要求內心要有一把尺,這7大企業絕對不能碰,對媒體而言,這非常不正常,媒體的第四權全面淪陷,閱聽人會找不到什麼東西是可信的,若報導事件與公共利益相關,這就會導致很嚴重的後果。
 
過去幾個資深的報人,比如余紀忠、王惕吾等人雖然有政黨的色彩,但至少他們對於文化有自己的堅持。又或者是當年吳三連創辦《自立報系》,既不是財團,也與政治無關,完全是文人辦報的典範。檢視目前的媒體,都扮演著不同的角色,不可能去報導自己家的東西不好,我印象很深的是,當時統一集團有投資《自立》,後來打算把這賠錢的媒體賣掉時,我們在911記者節集體到統一抗議,當時的媒體人絕對不會因為你是老闆而怕你,是不會屈服的。但現在為了要生存,有些媒體的工作者可能是抱著「那我不要寫你就好了,我還是做我的工作」的心態,對於身為媒體人角色的拿捏已與過去相距甚遠。
 
現在的狀況非常糟糕,這不僅關乎財團老闆的利益,也會影響台灣未來的政治走向,財團在中國投資設廠,利益緊握在對岸手中,財團之上的大老闆會是誰?一定是中國,若繼續發展下去,台灣勢不可免地會走向香港化的道路,這讓人很憂心。身為一個創作者,只能盡可能地發揮自己的影響力,去連屬,或是像過去也會透過作品義賣來參與,協助需要的團體,重要的是表達自己的意見。
 
(編按:余紀忠為《中國時報》創辦人、王惕吾為《聯合報》創辦人。)


除了反媒體壟斷的議題外,劉振祥也關注反核,圖為劉振祥帶兒子撰撰一起參加反核遊行。 (Photo credit:劉振祥)

 Q:現況真的很令人憂心。那麼老師如何看待藝術與政治的關係?
 
A:藝術與政治間其實存在一種很吊詭的角力關係,比如我們看從前極權國家的藝術表現,從早期蘇聯時代,很多的藝術作品比如雕刻,就可以看到很明顯的差異,自成一格,中國也是一樣的狀況,1949年以後的發展又是另一種型態,文革時期讓藝術家在某種氛圍中待了10年,在這過程中,這些都成為創作的養分,90年以後新的一批藝術家回過頭用過去的影像,重新詮釋出另一批作品,當你越限制它,反而更產生一種不同的味道,在壓抑中創作出更真實的東西。

採訪整理/張慧慧

▍劉振祥
1963年生於台北,復興商工美術科畢業。1980年代曾於自立報系擔任「台北人」攝影月刊主編、任自立早報攝影中心主任。在自立的7年間,以鏡頭見證解嚴前後的一次次街頭運動,為台灣的民主轉型留下驚人影像。1987年起,開始參與雲門舞集的攝影工作。1993年離開自立,成立工作室,多次參與鍾孟宏導演的電影拍攝。曾獲第33屆吳三連獎藝術獎攝影類。著有《台灣有影》(2000)、《滿嘴的魚刺》(2008)、《前後—雲門影像敘述攝影專集》(2009)、《家庭相簿》(2011)。

▍文章註釋
[1]日前(2013.1.11)由民進黨提出的《廣電三法》(《有線廣播電視法》、《衛星廣播電視法》與《廣播電視法》)修正案完成三讀,希望藉修法達到「反跨媒體壟斷」、「垂直管制」、「媒金分離」等目的,但因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質疑修法草率,國民黨緊急停止修法,NCC將會在3月提出草案,徵詢各界意見,NCC版的反媒體壟斷法要推遲至6月才可能由行政院提出。反媒體壟斷後續發展如何,仍需社會大眾密切關注。
       
 廣電三法 修法重點表(
資料來源:《蘋果》採訪整理
  1. 《有線廣播電視法》第19條之1 反跨媒體壟斷(水平管制)及實質審查
    內容:
    .反跨媒體壟斷:全國性新聞紙、無線廣播電視事業、各該企業之關係企業等,均不得申請經營有線廣播電視,直接、間接持有系統經營者發行股票不得超過10%。
    .實質審查:報紙、電視事業與系統經營者合併,要經NCC審查,透過聽證程序,查明是否有影響國家安全、公共利益、言論自由及言論多元性。
    →可能影響對象:旺中集團
  2. 《有線廣播電視法》第42條 系統頻道整合(垂直管制)
    內容:系統經營者於其系統提供基本頻道服務,系統經營者及其關係企業所提供之基本頻道數,不得超過基本頻道總數1/10。
    →可能影響對象:旺中集團、中信辜家、台產李泰宏領航集團
  3. 《有線廣播電視法》第23條之1 媒金分離
    內容:金控公司、銀行、保險機構及其負責人、其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其受託人不得投資系統經營。
    →可能影響對象:旺中集團、中信辜家、富邦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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