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1875 拉威爾與波麗露》、《看得見的城市，人充滿空氣》，或北美館戶外空間的《重演》，身兼編舞家與舞蹈家雙重角色的周書毅在空間與身體的語彙捕捉中多有嘗試，本次亦參與驫舞劇場《繼承者》於華山 1914 文創園區的演出。因此藉由與周書毅的對談，能讓我們更理解現代舞蹈的藉由身體/空間/觀眾相互交織而成的多重語言。
Q：現代舞蹈除了在舞台進行演出外，亦於進入不同的環境之中進行表演多有嘗試。請問您認為在不同環境中展演，對舞者的身體會發生何種影響及變化？
A：我從 2007 年在台北國際藝術村駐村時開始思考環境與舞蹈，創作了《看得見的城市，人 充滿空氣》，在一棟公寓，讓舞者從一樓演到頂樓天台；前陣子，《1875 拉威爾與波麗露》的舞蹈旅行計畫，則是到台北萬華、板橋、台中、高雄等地，都是在非劇場空間演出。在舞台上，舞者可能是看不見台下觀眾的，他甚至可以忽略觀眾，只需要專注在自己的身體與表演；但取消了舞台後，舞者能夠更貼近人，甚至，這個表演的性質能夠將到最低，舞者必須要去關注週遭環境，學術界以「環境劇場」指稱這種演出方式，對舞者而言，整個環境都成為舞台的一部分，更多的「感覺」要去適應，舞者要和四面八方的環境產生對話，這就成為一個很大的挑戰。
比如《繼承者》，舞者穿梭在觀眾間，去和每個陌生人分享自己，並且在每個擦肩而過的過程，調整自己的肢體與速度，讓觀眾知道舞者下一步要去哪裡，也因為開放的空間，讓表演的當下多了許多意外與自然的決定，舞者與觀者、環境間的距離必須不斷地進行微妙的調整，而觀者也有很多的可能性來選擇自己想要觀看的視點，這種調整與選擇的過程其實就是一種對話關係，我們可以說，這樣的演出方式，不只改變了舞者的身體，同時也讓觀賞經驗回歸到一種「本能」的方式。
Q：在「舞台」的取消後，無論是表演者或是觀者都必須意識到空間也有其意義。請問您是如何在舞蹈肢體的創作中，將相異的空間性格於身體中凸顯？
A：這要回歸創作的初衷去思考，就是為何要選擇這個空間來進行演出，這也必然會影響到舞者身體的表現，而「時間」是改變身體對於空間的記憶的重要因素之一。比如《重演》一開始在北美館演出，舞者對這個空間完全沒有感覺，但慢慢地，時間拉長了，當這個環境變成像是你每天生活的地方，就能讓身體慢慢習慣這個空間的距離；而空間的文化、歷史如何融入身體，也是要回歸作品的本質與環境的關連去思考。在《重演》，我們與館內的前輩們溝通了許多關於美術館的起源等大問題，思考這些與作品的關聯。後來，我們決定《重演》是在一個過渡空間作演出，不管是傳統或是當代的作品來展出都會經過這裡，我們開始思考「過渡」的涵義，《重演》的意義就被拉出來了，就是時間的重演，舞者就嘗試去與這些新的東西產生出一種當下的對話與互動。
Q：身體作為一種環境與不同個體之間的中介，具備有溝通的功能。請問您是如何使用身體語言，來與社會現實進行對話？
A：我認為，舞蹈其實不需要反映現實，它可以帶你去一個夢，去一個完全不同於現實的地方，它是一個抽象的、感受性的存在，但這也是舞蹈在台灣難以發展的原因之一，因為我們很難找到一個語言或清楚的敘事，告訴觀眾我們想要說什麼。但另一方面，我們也會從日常生活中尋找表演的語彙，比如這次在《繼承者》中，我要表演孤獨，有那麼多的創作都在講「孤獨」，但每次的表演都是不一樣的呈現，你可能要從你的生命經驗去回溯對孤獨的理解，我認為這也是一種與社會現實連接的方式，只是並不是一種線性的表述語言，而是對所見之物嘗試性的捕捉。
Q：本次您參與演出的《繼承者》以聲音作為串連，結合舞蹈、劇場與裝置展，將舞蹈的現時性結合歷史空間，於舞者的身體內部呈現出一種嶄新的時空狀態。而您身為一個東西文化交流的「繼承者」，又是如何看待東、西方文化於現代舞蹈中的影響？
A：在《繼承者》中，這個問題是有趣的，我們是在繼承什麼？這可能需要時間從作品中累積與證明。當然，我接受了西方的技巧訓練非常長的時間，時常有人問我類似的問題，但這問題要回歸到一個大前提，就是「東/西方」到底存不存在？其實我是持相當懷疑的態度。我認為，當代文化是極度 Mix 的，當然我們的思維邏輯還是所謂「東方的」，但當代的「傳統」是在一個持續轉變的狀態之中，這就要開始去思考傳統的刻痕是否有留在身體之上。但像太極、歌仔戲這種東方傳統，離我的生活太過遙遠，並不是我的傳統，於是我開始回溯屬於我的傳統究竟是什麼。之後，我到許多國家去駐村、學習，是蓄意地想要釐清文化與傳統在我身上留下的刻度。所以，從英國返台後，我創作了獨舞《從身體出發》，想找出身體是如何被不同文化影響，希望能在一個多元的時代中，慢慢地去找到一個自己在這個環境的成長語言與所理解的台灣樣貌。
採訪整理/張慧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