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 20 世紀的魯爾區，因為盛產煤礦，成為歐洲當時最大的煤鐵工業區。快速的經濟發展甚至吸引東歐地區的勞工移民，使魯爾成為一個移民社會。1932 年的廠區重整讓魯爾地區的「關稅聯盟」（Zollverein）成為當年全世界最現代化、面積最大的煤礦產區。
魯爾工業區位於德國西部北境，擁有 530 萬人口和 4435 平方公里的面積，在 18 世紀末還是一個農業為主的地區。
位於「關稅同盟煤礦工業建築群世界文化遺產區」（Zollverein World Heritage Site）內的魯爾博物館。
1986 年，魯爾工業區因為煤礦產量減少和新興工業的崛起宣布關閉。工業的巨輪不再運轉，留下的是結構性失業、產業轉型的問題，以及因重度污染而奄奄一息的生態環境。
德國政府為了搶救瀕臨垂危的魯爾地區，透過「國際建築博覽會」（International Building Exhibition，簡稱IBA），以建築展的形式進行區域的改變，從 1989 到 1999 年，以魯爾區的 17 個重要城市為主體，進行超過 120 個新計畫，將傳統工業區規畫為新的生態景觀公園，再以文化為重整的催化劑，保存工業遺址，以古蹟標準為原則加以整修，有些遺址則轉型成博物館、美術館或是展覽中心。新的文化活動帶動地方新氣象，魯爾區則在 2010 年成為歐洲文化之都，開闢嶄新的文化產業與價值。
從洗煤場的前身蛻變成博物館，魯爾博物館可說是魯爾地區的微型縮影，這次 MOT/TIMES 特別專訪到魯爾博物館（Ruhr Museum）館長 Ulrich Borsdorf，由他來現身說法，帶領我們了解魯爾如何從工業遺址的再生，以文化延續既有的生命，綻放屬於魯爾未來的希望之花。
Q：魯爾博物館的前身為魯爾礦區，當初在工業遺址上興建博物館的緣由？
A：魯爾過去沒有太多的博物館，居民也沒有受過太高的教育。儘管博物館是19世紀的產物，但是直到1990年代，魯爾才開始有博物館，所以魯爾的博物館發展是很晚才開始。
過去的魯爾居民對於自身的存在感、認同感和歷史，沒有太強烈的意識。他們不知道自己是誰，沒有自己的名字。魯爾只是一個工業區的代名詞。因此，魯爾博物館希望表現屬於魯爾的認同（identity）。但我們不從懷舊（nostalgic）的角度呈現，而是從批判性的觀點，重新省視歷史。我想，瞭解歷史不是要我們回到過去，而是可以更瞭解當下。
魯爾當地的煤礦開發最早可追溯到中世紀，1910 年代當地曾有超過 200 個礦坑，在最興盛時期約有 3200 個礦坑，一直到 1986 年因為煤礦產量減少和其他科技取代，煤礦開採事業終於沒落並畫下句點。
Q：魯爾博物館是如何建立當地居民的在地認同？
A：「認同」是一個複雜的課題，我自己並不完全接受「認同」這種說法。但博物館本身就是一種認同的產物。
魯爾區有 530 萬人口，如果你展示在地文物，可以讓民眾從過去的生活記憶來瞭解，這是和他們切身相關的，博物館展示的就是過去生活文化。這或許不是藝術，但是你可以讓博物館如同藝術般的呈現，也讓過去生活顯得更有尊嚴，魯爾居民自然更對魯爾感到驕傲了。
Q：那麼館方推動哪些活動，增進博物館和魯爾居民的連結？
A：我們推動很多活動，不僅只是針對遊客，也和學校有密切的連結，甚至和幼稚園合作。我們的教育方案包含自然史、社會史和政治史等內容，每半年會製作活動手冊，還有演講，圓桌論壇等活動，種類很多元。
過去，我們還有一個歷史協會，每 3 年會舉行一個競賽，競賽內容是探討誰對於魯爾的歷史論述貢獻最多，讓魯爾的歷史與文化論述，不斷地更新與累積。
關稅同盟煤礦工業建築群世界文化遺產區內分為三區，包含博物館、藝文租用空間，以及廢棄廠房。乘著橘紅手扶梯上去即是博物館，館內展出內容包含魯爾當地的煤礦歷史、史前文物、動物標本等。
Q：魯爾博物館一開始成立的定位？
A：我們一開始的定位和其他德國博物館沒有什麼不同。但是相較於德國其他歷史博物館，魯爾博物館更具現代性，因為用現代性的觀念再造歷史遺址，讓「現代」與「歷史」和諧共存，就是很重要的特色。
在魯爾地區，大多數的博物館遊客都是來參觀魯爾博物館，我們甚至比美術館還受到青睞，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大成功。但是現在整體的參觀人數在下降，從 2010 年的 50 萬人次下降到現在的 25 萬人次。所以我們必須要策劃更多的展覽吸引參觀的訪客。
Q：展覽的主題又是如何訂定？
A：展覽主題是由館內同仁決定的，不受館外人士的影響。
我們館內有 12 位同仁，各自有科學或教育的專業，大家會一起討論發想，從知識性、科學性的發展到市民社會的重要性等議題，當然主題的吸引力也會列入考慮。但是在德國歷史中有些比較不堪的過往，部分議題嚴肅卻有著討論的必要，比如「納粹屠殺」的主題就有展覽必要性，但對觀眾來說看起來就比較沉重。
Ulrich Borsdorf 館長認為瞭解歷史不是要人們回到過去，而是可以更瞭解當下。博物館內如藝術品般地展示過去的生活文化、古老文物，魯爾民眾就能從過去的生活記憶去感受這一切與他們相關的記憶，並對所處環境感到驕傲。
Q：在展覽主題的吸引力和重要性之間取捨的標準是什麼？取捨是否很困難？
A：對，這也一直是館內同仁討論的議題，而我是最後需要定奪的人。我需要負起整體收入的責任，所以我不接受館外人士的建議，因為最終要負責的是我呀（笑）。比方說不可以只聽行銷專員的建議，因為容易失去博物館的教育意義。但是如果是一個已經完成的展覽，透過專業行銷人員宣傳，又是另外一件事。
但是我不贊成博物館的經營理念完全以行銷為目的，博物館需要有文化自治的權力，包括自身的財政自主權，都要以民主的方式進行。我們倚重館外專業人士的知識，強化展覽主題的內容。當然，我重視他們提供的「專業知識」，而不是「意見」，若是有關展覽內容的呈現方式，我就不聽他們的（笑）。
Q：我們知道魯爾的工業閒置空間轉型是成功的。台灣過去閒置空間再生的成功案例，包括駁二、二十號倉庫等。在台灣的經驗中，中央政府扮演主要的角色，民間和地方政府相對是被動的角色，從魯爾的發展經驗，您怎麼看待這樣的關係？A：我比較不瞭解台灣閒置空間再生的經驗。但是就我看來，如果政府扮演主要決策的角色，可能會有點問題。
魯爾博物館在建立的過程中，一直受到基層民眾的支持。我們和當地居民之間有一種凝聚力。在地力量應該被包含進來，如果只有政府的力量參與，他們往往只會隱惡揚善，但是我們會關注負面的議題。其實，政府和民間的參與都很重要，只是會比較複雜，參與程度到什麼階段就很重要，比方說展覽主題內容的呈現，可能就需要倚重博物館本身的專業。
Q：在台灣，華山1914是一個特殊的例子。當時政府想要把這個地方收回去，但是藝術家群起反動，爭取這塊土地的使用自主權，這是一個由下而上所發起的行動。
A：沒錯，這和魯爾的發展模式一樣。其實，當時德國政府不太知道保存歷史遺址的重要性，甚至要拆毀魯爾的工業遺址。因此，在1970年代，有了保護魯爾的抗議行動，甚至連立法機關也反對政府的決策，最後才成功。
後來政府立法，讓魯爾的工業遺址順利轉型為文化遺址，這對德國的工業遺址保存是重要的轉捩點。我想，政府應該要注重在地聲音，瞭解公民社會的想法，包括藝術家團體，並且善用這股力量，讓遺址保存與再生可以做得更好。有時候讓民眾做他們想要做的事情，會帶來非常好的效果。
Q：從魯爾的成功轉型經驗來看，您認為閒置空間成功再生的條件有哪些？
A：我不是要否定（笑），但事實上，魯爾沒有完全成功。魯爾還是有失業率的問題，也還是一個貧窮的區域。成功是相對的，不僅是文化層面的表現，經濟層面是更重要的。我想魯爾的成功原因，相對來說，應該是魯爾保留了整個工業區的完整面貌，表達對於過去歷史的尊重。同時也以民主的方式來進行轉型，民眾可以積極地參與。
OMA 建築團隊針對舊礦區和煤炭精煉區域做了整體規劃與再造設計工程，洗煤場中兩座橘色手扶梯如同傳送帶般，將訪客運至 24 公尺高處，可以鳥瞰第 12 號礦場。
Q：這或許是魯爾的人民勇敢面對自己。
A：沒錯，我想魯爾能走到現在，關鍵就是人民的凝聚力與向心力。魯爾比其他德國地區更有團結精神，這是我自己很喜歡的。再加上過去是個移民社會的關係，也讓魯爾相對開放。魯爾和漢堡、慕尼黑、法蘭克福的發展方式也不同，我們是由下而上的自發性發展，這種奮鬥的精神很吸引我。
Q：這是不是代表過去的歷史記憶是促成魯爾再生的重要因素？
A：是的，我也很高興參與其中，讓大家可以團結在一起。瞭解過去，才能一同邁向未來。
編輯/洪佩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