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俊輝以「電影繪畫」、「繪畫錄像」等系列，重畫、衍生《無間道》（下圖）、《旺角黑夜》、《縱橫四海》等香港賣座電影，與扮裝攝影中西經典名畫，最為人所知。這位1980年次，出生於香港，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藝術所的藝術家，總是孜孜矻矻地將一個主題反覆地延伸、重組，透過畫面的懸置與主題的重覆，捕捉漫溢在畫框底層的真實。
無間道─「我想要回身份」 磁漆布本 100cm x 150cm 2007
臥虎藏龍─「退出江湖」 磁漆布本 100cm x 150cm 2006
「複製經典」是周俊輝慣常使用的創作語彙，就如他鍾愛的義大利作家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所說：「經典是具有特殊影響力的作品，一方面，它們會在我們的想像中留下痕跡，令人無法忘懷，另一方面，它們會藏在層層的記憶當中，偽裝為個體或集體的潛意識。」
換句話說，「複製經典」不啻是周俊輝親近大眾，探尋集體記憶的策略，甚至，更廣義的說，周俊輝筆下香港風景的「複製」，也因為接近生活，而更顯力量。
周俊輝以繪畫方式重製香港旅遊發展局宣傳影片，並再將此108張畫作製成影片，用以批判官方宣傳短片中，光明甜美形象的虛假。《複製「香港－樂在此，愛在此！」》錄像作品。
從日常生活出發
當年因父親生病，還是大學生的周俊輝，開始幫忙管理家中的計程車，當了7、8年的計程車司機，「當我把我的創作放入了自己的生活，計程車就一直出現在我的畫中。」他只是畫自己的日常，並沒有刻意想要表現香港的icon，但後來，他開始畫起自己每日的餐食「方便麵」（右圖），就是台灣所說的「泡麵」，「沒想到大家覺得更像『香港』了！」周俊輝大笑。「沒辦法，你怎麼能逃離你的生活呢？當你生活在其中，畫什麼一定都帶有本土的特色。」從那時開始，周俊輝開始「反其道而行」，蓄意且自覺地挖掘自身的香港特質，理性、踏實地回應身分的課題，尤其自2010年結束北京的工作室，返回香港後，周俊輝的生活再度與在這片從小生活的土地，產生緊密的聯繫，他甚至因憂心香港藝文現況，而在2012年參選了立法會文化議席。
今年初逝世的香港作家也斯，對周俊輝作品中的社會性格，有著剔透的理解，他曾寫下《電影城市》一詩，回應周俊輝以108張畫複製香港旅遊發展局的宣傳片，再重拍成錄像，充滿批判力道的作品《複製「香港－樂在此，愛在此！」》（2012）：
「我們要為這城市拍攝一齣電影
畫面上出現很多計程車
城市愈來愈像一齣電影
接到一個爛劇本
如何發展成一齣賣座電影？
城市有很多活力，男女都在
蹦蹦跳─還用吊威也，抑或靠
電腦後期創造的模擬世界？」
從這首詩中，也斯清晰地勾勒出周俊輝透過電影與觀光影像，質疑香港的虛構／真實的企圖，周俊輝說：「我非常感謝這位前輩，對我非常了解，甚至把我作品裡的重要元素（計程車）放進了他的詩裡。」
回應也斯的詩句，周俊輝的最新創作《電影城市─念也斯》（2013，下圖），擷取8部香港電影中的定格與對白，與也斯遙望對話，這件作品幾乎能夠說是「電影繪畫」系列的集大成，所有元素與思考都匯集在這8張影像之中了。
翻轉，再翻轉！
回過頭來說，無論是「電影」系列，以繪畫手法複製電影（而且用的不是油彩，而是磁漆！）；還是「攝影裝置」系列，以攝影拼湊還原經典名畫，不難想像，這位用「腦」創作的藝術家，不只在內容上，甚至從媒材的選擇與使用，都刻意地翻轉慣習，「對我來說，創作就是『用錯工具』，並在錯的過程中，發現新的能量。」
於是他煞費苦心地將電影定格繪製、大費周章地以2004張方格拼湊出《最後的晚餐》（下圖）實景，也曾以維梅爾《繪畫的藝術》（下排左圖）為靈感，扮裝反思當前繪畫追隨市場的速成現象（下排右圖），「在維梅爾的時代，藝術家可以用一輩子來畫12張作品，而當代的藝術家一年或許就能生產50張作品了……」
周俊輝浪擲了大量的時間去錯用工具，基本上已逆轉了資本社會的運作邏輯，而無論是創作題材或是媒材的翻轉，都是為了讓精神性的東西能夠進入作品之中。「我覺得，我所有的作品都是在做錯誤的翻譯。無論是翻譯經典作品，還是香港本土電影，我都刻意去尋找一種新的方法。翻譯上的錯誤，就是新的語言的開始。」
酒神與太陽神精神「每個系列的第一件作品，對我來說，是最重要的。它或許技巧上是最粗糙的、完成度最低，藝術水平也不成熟，但它實現了醞釀已久的想法，而創作者也需要勇氣去丟掉一些過去的慣習。最近有個新的體會，過去的我太偏重『太陽神』了，太理性、太分析，最近開始去思考『酒神』的可能性。」周俊輝說。
以德國哲學家尼采（Nietzsche）的學說作譬喻，周俊輝娓娓道出近年來創作心態上的轉變，自言以理性思考進行創作，偏向「太陽神精神」的他，近年不只畫了些抽象畫（雖然老是不滿意，總是畫了就撕，從沒發表過），也在2012年，以20世紀美國抽象表現派的羅斯科（Mark Rothko）發想，與香港話劇團共同合作《紅》，開始了過去未曾有過的嘗試。
只是，根植在DNA裡清醒的社會意識，似乎無法一時半刻擺脫。他說：「亞洲與歐美的藝術家，最決定性的不同是，我們把所有事情都看得很重。比如普普藝術（Pop Art），無聊，不需要意義。但這樣的藝術形式，到了亞洲，就轉變成政治波普（Political Pop ），用Andy Warhol的方式搞毛澤東，搞符號，就變得很有重量感，用無聊的方法，說沉重的議題。」
而2001年，與藝術家關尚智（也是周俊輝當時的同學兼室友）一同在香港九龍的「牛棚藝術村」進行的行為創作《聯合喪禮》（下圖），或許是周俊輝最接近「無聊」、「酒神精神」的嘗試了，他笑著說：「其實不應該問辦喪禮的意義，但我們還真的為這個創作找到了解釋。」
「在展覽中，藝術家展出作品，不曾展出過『藝術家』，那麼，藝術家何時才會被展示呢？只有躺在那裡，跟所有人說掰掰的時候了嘛！」說著不應給創作的理由，但周俊輝性格中的太陽神靈魂似乎仍佔了上風，玩鬧似的作品，終究還是有著理論上的支撐。
「當時我們做了一些房子、車子、蘋果電腦……，仿造喪禮的形式，通通燒了，但留著充氣娃娃，捨不得燒！去年，我朋友想要接續創作這個作品，想要把這充氣娃娃充氦氣，讓她飛上天，跟她告別，但她飛不起來！」他大笑。
然而，「不帶包袱的無聊」終究需要目空一切的天份，如此關注自身所處現實的周俊輝，自然不可能兩手一攤，甩開肩上揹負的生活，就輕盈地飛上了天，「最近我開始想，『酒神』不等於無聊，可以是一種黑色幽默，看似輕鬆，實則沉重。」
與社會現實的緊密貼合
相較於許多「生活在他方」的創作者，周俊輝無疑是一位與社會現實緊密貼合的藝術家，2012年，周俊輝暫時放下創作，參選立法會文化議席的理由很簡單：「香港的政治問題，比過去的任何時候都更明顯。作為一個搞創作的，我無可迴避。回過頭來說，香港文化界的問題，其實出在政府結構性的不完整，缺乏文化角度的思考，把藝術的議題放到公眾。」
「藝術家透過作品無法立即的反映社會的問題，或許作品完成時，議題也過了，用語言表達當然是最直接的。因為參選立法會文化議席，我一整年沒有進行創作，雖能很直接地指出香港的問題，也有人說『香港少了一位藝術家。』但如果你現在問我，會不會再度參選？答案是肯定的。」周俊輝擴大了自己的角色，將目光停駐在自己腳下的土地，不外乎是希望能為傾斜的現況尋求具體解決之道，這讓人想到了胡晴舫在《旅人》一書中，所描述的一個場景：「葡萄牙文人費南度一天從家裡返工，經過一道籬笆。從籬笆間的夾縫，他望出去，見到了一片景色。他心悸了。那一刻，他比任何一名旅人都走得更遠。」
而周俊輝充滿自覺地立足香港，站在家門向外望去，又捕捉到了什麼呢？在他筆下，輕盈的香港映象，總潛藏著洶湧的暗流，面對近期創作的隱約改變，周俊輝說：「我感覺一個新的東西正要出現，我享受即將前往一個未知的地方的感覺，有點冒險，但很有意思。」
這令人不禁想，當一名藝術家伸長雙手，打開了門，參與社會，將創作與此時此刻的大眾緊密聯繫，他已走得比誰都遠了。
「身是客」展覽會場。（Photograph by 祁律遠）
編輯/劉宏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