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數位科技與媒介的快速發展,除了改變閱聽人觀看的方式外,亦開放了紀錄片導演影像創作的可能,然而紀錄片被稱作是「社會的良心」的本質,仍是創作者對所觀看的世界不變的關懷。紀錄片的實踐,被期待能中肯地提出問題、捕捉現實,為觀者提供一種批判的視野,使之貼近一個時代的歷史與文化。
恰逢「 2011 台灣國際民族誌影展」即將於台北進行映演,透過策展人蔡政良對於紀錄片創作未來的觀察,讓我們一窺影像時代的社會實踐趨勢的可能。
Q:近代科技的快速發展,已改變每個人的生活與思考方式,錄攝影機的快速與簡便,標誌著影像時代的到來。請問您對影像時代中每個人都有機會成為社會觀察的實踐者有何看法?
A:過去影像創作有一定的門檻,比如技術、設備、資金等,而當代數位科技的發展,使每個人都有機會成為創作者。從這次的民族誌影展來看,我們可以觀察到紀錄片創作的三個趨勢:第一,敘事結構變得比技術更重要,如何說好一個故事變成一件必須優先考慮的事情;第二,技術更走向精緻化的製作,創作者會更要求作品的風格、聲音、畫面結構等;最後,科技的普及,也使社會大眾有更寬廣的視野來面對所處的世界,當日常生活能輕易地被紀錄,我們對他者的理解將會越來越多是藉由影像來完成。這其實相當符合法國的文化批評學者班雅明的理論,在靈光消逝的年代,無論是創作者或閱聽人,都有更多的可能性來增進對社會的參與。
Q:紀錄片影像是必須要跟所拍攝的群眾合力完成,請問您認為攝影師之眼,能如何衡量距離與敘事角度介入所拍攝的社會環境,在真實的再現與故事的塑造間取得平衡點?
A:這個問題的關鍵在於「權力關係」,誰掌握權力變得非常重要。持攝影機的人或是主控敘事的人,都必須要明白權力的分配,並持續地作反身性的思考,必須對自我、被拍攝者或整體環境有敏銳且清楚的觀察。進一步地說,「再現」本身即內含敘事者的觀點,「真實」的概念難以界定,但我們可以確定的是紀錄片作品架構出的導演、被拍攝者與觀者的關係,就是一個「現實 (reality) 」,而非「真實 (truth) 」,紀錄片導演不該是「作品 (work)」為導向來創作,而應該更關注於關係的營造。比如這次的影展中《部落的秘密》一片,導演用三個敘事角度,分別是當年犯了倫理問題的人類學家、對前者持批判立場的美國人類學家與當年被研究的原住民的後代,來討論極具爭議性的人類學倫理問題。當導演將這三種視角置於同一個面上發聲、拉扯,我們就可以明白導演尖銳批判這起事件的企圖。甚至,這樣的「再現」還必須加入閱聽人的觀點,不同地域的觀看者會產生不同的思考,這才是我們所說的紀錄片所再現的「現實」。
Q:在當前的影像社會,觀者有許多觀看的方式,比如從傳統的電影院、美術館,到Youtube等等,請問您對紀錄片創作者在這樣的趨勢潮流下,將像是Youtube這樣的互聯網作為一種管道讓社會大眾觀看,是否會使創作產生轉變?
A:在數位化的時代,當然會有更多的媒介與平台來觀看這些作品。一方面,從紀錄片的敘事而言,從美術館、電影院這種單向的傳播,到互聯網的雙向溝通,紀錄片也有可能成為一種互動式的創作,比如面對不同的觀眾,可能就會走向不一樣的結局;另一方面,就整體機制而言,我們可以看到近年來越來越多的映後座談也如同互聯網,能使各種意見產生交流與匯聚,也有可能對導演日後的創作產生影響。但我認為,從影展、美術館到互聯網,並不是一個線性的取代,而是一種更多元化的發展。單一文化必然會引發大災難,文化多樣性是確保創造能持續發展的一個基礎。當我們不再透過大型工業、大型資本所操縱的媒體的引介來認識我們所處的世界,比如好萊塢的電影工業等,我們就能產生更多對話的可能,同時也能激發創作者更多的能量。
Q:在現代社會,各種擬像與聲光影音所形構的超真實,影響當代人的日常生活,真實與想像的界線已難區分。請問您是如何看待影音等傳播媒介,對於各族群在歷史記憶與行動實踐上所扮演的角色?
A:這問題其實關乎「自我認同的再現政治」,不管是各年齡、性別、族群其實都會面臨到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從兩個層面來說這件事情:一方面,虛構的主流敘事確實會影響主體看待世界的角度,比如日治末期最著名的電影《沙鴦之鐘》就是一個很好的案例,我們可以看到主政者是怎樣透過傳播媒介來建構「愛國」的樣板,來操縱觀看者的思想;但另一方面,主體其實也是有能力可以改變媒體的運作,比如澳洲就有一個社群電台,使用者有他們自己的文化,可能有些影像是不能給一些階層的親屬給看到的,他們就可以主動的地用自己的文化介入媒介,而改變媒體的型態。主體跟媒介之間存在一種權力關係,但人應該是有能動性來操縱這些影音媒介來創造一個更美好的環境。
採訪整理/張慧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