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對著江水，無法抑制地掉下眼淚。她，是瞿筱葳。
2008 年瞿筱葳以「重返祖母逃難之路」申請雲門流浪者計畫，2009 年執行，2011 年出版《留味行》一書，迫切地捕捉因奶奶過世而逐漸消逝的味道與記憶，她想，不做這件事情是會對不起自己的，小人物的小故事不應該只有被遺忘的命運。
瞿筱葳在訪談中指出，「穿越時空，只有電影才做的到，單純的紀錄片比較難完成，我只能靠文字的書寫來舒緩這『非做不可』的迫切感。」於是她寫成了《留味行》，以旅行、流浪連接家族敘事，不只書寫了個人生命，甚至捕捉了整個時代的變遷流轉，此特殊的旅行紀錄豐富了「流浪」的厚度與可能，印證德國導演溫德斯所言「異國，是通往自我的一種途徑」。因此，MOT/TIMES 希望能藉由與瞿筱葳的對談，讓讀者正視旅程所能給予人們的能量。
Q：您於 2009 年以「重返祖母逃難之路」獲得雲門流浪者計畫補助，2011 年出版《留味行》一書，然您在書中對這趟旅程的「尋根」抱持質疑的態度，請問您怎麼看待這趟旅程呢？
A：其實我並不是一個喜歡旅行的人，只是這件事必須要我一個人去完成，我因為內在非去不可的需求，才獨自進行這趟旅程。回來之後，許多報導將這趟旅行定義為「尋根」，我對這件事情抱有相當複雜的情緒，對我而言，「根」不是單一的，就像植物，是有很多鬚的。我排斥「尋根」的字眼，是因為這趟旅程並非在追尋中國國族的大敘事，也非追尋所謂的「中國的故鄉」，就算是同一個家族，每個人對「家」的定義也不一定相同，就像我奶奶是上海、父親是幼時居住的新竹，而我是台北，故鄉的定義是流動的，「尋根」會化約這些複雜的面向。我想要的，就只是親自走一趟我所敬愛的人所走過的路，向這位我所敬愛的老太太徐留雲致敬。
Q：獨自旅行，是與自己對話的開始。然在《留味行》這趟旅程中，您背負著家族的記憶上路，在行走與獨處中，您如何在歷史的洪流與家族敘事裡把持距離，看清自己的位置呢？
A：2009 年，恰逢中共建國一甲子，在舉國歡騰的氣氛裡，我走這段旅程，其實並沒有揹負這麼多沉重的東西。我們這一輩的人，對那段歷史並沒有真正的了解，我只是像個觀光客，去走、去看，這段獨自行走的旅程更像是以一個放鬆的狀態去「採集」。那些有故事的歷史遺跡在那兒，我經過它們，必然與其產生最直接的聯繫，且旅途中認識許多新的朋友，透過他們的故事，我像是在一段從無知到有知的過程裡，把許多小人物的生命歷程攤開來，回過頭重讀自己的家族史，才能一點一滴地與自身的歷史疊合，因而我是在寫作的過程裡才讓家族與歷史產生脈絡與對話的可能，才寫就了《留味行》。
Q：這趟旅程從奶奶的死亡開始回溯，《留味行》構織出今/昔、生/死複聲合唱的時空，近似於影片的蒙太奇剪輯。身為一個紀錄片創作者，此經驗是否影響了您的寫作方式？
A：對我而言，寫作與拍攝紀錄片的邏輯是不同的，兩者的頻道必須不斷地做切換。而《留味行》的題材太過龐雜，有太多層次要去表達，有 70 年前奶奶的旅行、 70 年後我的旅行，有歷史，有食物，當然也有許多私人的情感，但這些都只關乎我自身，讀者未必會想知道。因此，如何將此些脈絡交織，將私領域織入公領域，讓讀者能從其中產生共鳴，就必須透過資訊的篩選，我的確是用拍片的概念來思考《留味行》，蓄意地塊狀挪動文章的片段，這個結構化的過程與書寫的方式，完全是源於剪接的訓練。
Q：雲門流浪者計畫第一屆執行人王瑋廉指出，「一個人總需要時間與空間來面對自己的靈魂，流浪可以有千百種理由，但只有行動是真的。」旅行或寫作都可稱為一種「行動」，對您而言，這兩者的意義為何？
A：旅行是「放」，寫作是「收」。對我而言，旅行的當下就是把所有事情都放掉，看似獨身一人，但人與人的關係其實是密切的，你可以看到不同的東西、遇見不同的人，與世界的互動非常緊密；寫作的經驗則像是爬山，爬一座高山，必須要有計劃的進行，比如一天要上升幾公尺，走幾公里，寫作就像是一個緩緩上升的過程，偶爾還需要「下山」，以一個距離來重整自己的寫作結構。因此，相對於「旅行」與很多人都能產生接觸的行動方式，寫作更是一趟孤獨的旅程。
採訪整理/張慧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