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響」是從2008年開始籌辦，我們持續做了四年。去年的「2011超響」有點不一樣，我們想要轉型，我們以前比較偏向用數位或噪音來創作，但這只是聲音藝術的一部分而已。如果我們一直做相同的事情，會讓人家誤解聲音藝術是不是只有這種類型。所以，我們希望突破聲音藝術在台灣發展的形式，讓它可以更多元一點，把不同類型的聲音藝術引進來，做不同的嘗試。
國美館的「當代國際錄像藝術對話」，又是另外一個類型。這次我們特別針對「錄像」單獨做一個展覽，這在台灣比較少見。這次規模很大，展出西方和台灣藝術家共53件作品。如果只放國際的錄像作品，意義好像不太夠，只能去觀摩。對西方而言，他們對於亞洲的錄像也不熟悉，而且還是從一個異國情調的角度來看。於是我和德國策展人討論，希望可以把東西對話的元素放進去。在展覽動線的安排上，將作品混在一起展出，對話性也許很曖昧，但也會很有趣。其實錄像已經變成一個很普遍的創作媒介，有必要對這個媒介做一個比較全面深入的討論，這個展覽在台灣有它的意義。
在此推薦這個展覽中的兩件作品：《歡慶(賽普勒斯街)》(Celebration (Cyprus Street), 2010)，片中的英國倫敦的賽普勒斯街，有非常多不同族裔的移民住在那裡，導演在一個週末市集拍大家出來買東西或交談，然後大家聚集拍一張大合照，拍完之後就解散掉了。這在講種族和整個英國社會的關係，導演用35釐米拍，拍攝的方式介於觀念性的錄像藝術，又有點類似電影，手法很新穎，又有議題性。另一個推薦的作品是《共鳴》(Resonances, 2010)，是關於一位女孩帶著耳機和麥克風，在大自然裡探索，片中聲音的呈現非常立體。
「超旅程」比較不一樣，是廣義的新媒體藝術展。我們有個企圖，就是想要談新媒體藝術的可能性。在台灣，通常不是很純粹藝術的表現，就是很應用性、很大眾化，或是帶遊戲性的。一般民眾不是覺得「啊，這個很藝術，看不懂」，不然就是覺得「啊，這個很好玩」。這樣很極端地去劃分，會讓民眾失去思考的機會。我覺得應該要有很多可能性，所以我們在處理的時候，是從更純藝術的角度慢慢去介入這種應用性。我們希望這個展可以變成一個平台，去統合這個領域，一方面提供比較多的瞭解，一方面去思考這個媒體的可能性，還要兼顧冷僻的純粹藝術性，並具有高互動性的、遊戲性的特性。
Q：無論在視覺藝術或表演藝術，現今的「跨域合作」日漸成為一種趨勢。請問在這些展演的策劃與執行過程中，或是在藝術作品中，您觀察到藝術之間的跨域合作，如何成為可能？又會擦出什麼樣的火花？可否為我們舉一兩個例子。
「跨領域」本來就是一個趨勢，這也是「超旅程」展的特色和重點。有趣的是，很多作品是從跨領域的作品重新拿出來變成一個裝置，譬如《黃安妮計畫》的「人偶」裝置，就是在2011數位藝術節，和蕭賀文一起做表演。表演的時候，「偶」就是蕭賀文，是用蕭賀文的臉刻出來的，等於是一個鏡像，兩個會對話。但成為裝置時，因為已經沒有另外一個人和他對話，所以不需要去做這個寫實的對應，而重新做了一個新的偶。還有豪華朗機工的《游泳》，本來也是和周書毅合作，這次就把燈管獨立出來。
至於能擦出什麼「火花」，其實大都是無形中產生。譬如白南準的作品《萊特兄弟》，所使用的媒體和影像的裝置性，可以凸顯新媒體的特色，也可以展現「文化性」的部分。這是他比較晚期的作品，他回到韓國後，用了很多傳統亞洲元素和他所熟悉的西方元素結合在一起，所以他找了很多1960年代的古董電視，拼成兩個機器人，可是這兩個機器人看起來又像一架飛機。飛機象徵一種冒險，對於理想、想像的一種冒險。他把這個轉化成對於媒介的一種冒險，白南準的作品在整個展場的效果非常明顯。
Q：同時身為海外歸國的數位藝術家，您個人的學習背景與藝術家身分，對於策劃展覽是否帶來影響？
「策展」這件事情原本並不是我的生涯規劃（笑）。只是目前台灣一直沒有專業的策展訓練。我們在外國唸過書，可能對於西方如何用專業的角度去呈現展覽有些想像，所以有機會的時候，我們就必須身兼數職。這個情況不是很正常，卻是台灣一個很特殊的現象。
我的創作是比較觀念性、裝置性的，一兩年才能做一件作品，作品很龐大，所牽扯的面向很廣，所以我的角色比較像計畫的經理人或是策劃者，需要做很多精準的控制，把整個計畫統合好。當代藝術的創作和策展有點相似，就是扮演一個很好的統合角色。最重要的是組織力，這樣才能控制每一個環節。呈現出來的完成品，不管是一個作品或是展覽，都不能距離你的想像太遠，因為有可能不是你要的。
Q：在全球化、數位化的新媒體科技時代，東西方藝術與文化交流無國界，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您認為近年來台灣的數位藝術發展有哪些明顯的轉變？回歸到台灣本身的條件與環境，主要發展的瓶頸與可能性為何？
近幾年，台灣數位藝術的發展有進步，因為資訊交流的關係，所以可以很快知道外面發生的事情，而年輕的創作者也會有新的想法、新的技術，或是新的能力。但從各種面向來看，台灣面臨一個瓶頸，就是無法突破一種規模性的尺度，這是整體大環境的問題，例如教育制度、政府政策和所有層面能不能結合在一起。環境的變化必須跟得上創作的動能，如果跟不上，就只能維持在一定的狀態裡面，無法很快地躍進或進步。
如何發展出我們自己獨特的風格或語言？這是這個產業的人都要追求的。我們現在好像還是一個追隨者，追隨西方或先進國家的一個角色。能否突破外面的競爭，產生個人獨特的創意或方向，這是我們現在要做的，重點是我們有沒有在思考這個問題。
Q：對於國際性的數位藝術展覽或表演，您未來是否還有相關的計畫？透過這些未來的展演，您希望對於台灣的數位藝術發展，達到哪些理想與期望？
在策展的部分，目前沒有非常具體的計畫，但已經在思考做一個類似國美館錄像展的展覽，因為這個展是從西方的角度出發，並不是從我們自己的角度出發。動態影像(moving image) 已成為新的文化主流，但目前我們好像沒有系統性地去處理這個部分。
另外還有一個創作計畫，是一個比較大規模、跨領域的無人劇場表演，希望與更多的藝術家合作，找出新的創作語言。最終目的就是希望可以突破現有的創作規模，產生更大的技術或是視野。
畢竟一個人一輩子的精力有限，做什麼事情其實不是很重要，重點是做的事情是不是有「開創性」，而且還可以有一種「累積性」。對於同輩、學生或年輕創作者，是否可能產生一些影響，去做一些整合，這個意義會比較大。
編輯/龍傑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