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者計畫執行過程艱辛，楊哲一曾於冰天雪地的黑龍江哈爾濱 102 國道摔車，險象環生。
(Photo credit：楊哲一)
從小就是個運動員，不愛唸書的楊哲一，從只會打羽球的「野孩子」，如今的身分卻是台大生物環境系統工程研究所博士生，與台灣少數新生代地景攝影家。楊哲一的人生因為「野」，擁有了書本所沒有的彈性與廣度；因為「野」，更讓他認真面對腳下所踩踏的每一寸土地。
15 歲之前，楊哲一過著單純的球員生活，沒練球的時光，抓魚、採果、尋找秘密基地……，童年的每個片刻，都近似於旅行的經驗，在熟悉的土地上自在的跑跳似乎是楊哲一所習慣的姿勢。後來，楊哲一得到人生第一台相機，開啟他以影像紀錄生活的歷程，或許是幼時宜蘭家居一本珍貴的相冊，在大水中流失殘破的經驗，才造就了楊哲一成為一個捕捉災區地景影像的創作者。
2010 年，楊哲一參與青輔會的壯遊台灣「搶救台灣─從『後災區』的影像出發」計畫，記錄了八八水災後的台灣，災區重生後荒涼又生機勃勃的影像，讓觀者警覺自己所生活地正是一塊傷痕累累，需要人們悉心呵護的土地；同年他又以雲門舞集的流浪者計畫，直擊兩岸「水泥廠與礦山」開發，以影像紀錄「搶救地球」，深入中國三個月；另外，「搶救偏區」計畫，則是至台灣偏遠離島執行，並以《童話─花嶼小小攝影師的異想世界 影像、新詩暨文件展》，希望透過「攝影」，讓偏遠地區的孩子去感受拍攝的距離、角度……，用另一種眼光看待自己習以為常的生活。因為，他從小也是這樣過來的。
活動中，讓小朋友回到家門前佈展。阿華將作品高高低低的貼在老家牆面，正是家門前日日相對的海的模樣。
(Photo credit：楊哲一)
回顧那段出走遠遊的歷程，楊哲一說，那時，他正面臨一段低潮，除了與相愛多年的女友分手、他自印度返國生了一場重病外，家中經濟破產也是讓他極力出走的原因。他逃離不了那些纏繞糾結的記憶，那時的他，只想出走到一個遙遠的他方，逃離到一個沒有記憶、沒有過往的遠方。
但某天，家中外牆被暴力討債惡意潑灑了油漆，當母親想要將牆重新漆過時，楊哲一卻想著，掩蓋掉這些傷痕的粉飾太平，是懦弱的不勇敢，他於是拿出一位德國藝術家的畫冊，在相似的油漆潑灑的線條中，讓母親與自己重新拾回面對生活的勇氣。
楊哲一的運動員的熱血精神，使他的攝影態度處處充滿對生命、土地的熱情，而 MOT/TIMES 希望能藉由與楊哲一的對談，讓讀者深入感受作品中非靜態的影像所流露出的強烈情感，並體會「人/影像/空間」交互作用後，所產生的強大能量。
楊哲一於新疆和田沙漠中所拍攝的水泥廠。(Photo credit：楊哲一)
Q：影像可說是您創作最主要的表達。請問您認為，影像如何能成為一種培力與行動的方式？
A：我必須先指出，地景攝影並非在「作記錄」，而是在借用現場闡述創作者的理念或哲學觀，企圖從中奠定一個嶄新的社會價值觀，因此些影像若未經藝術的轉化，必然會對遭逢災難的人造成二次傷害。「攝影」的教育在台灣尚未發展成熟，觀者大多想要看見的，大多是愜意的、輕鬆的作品。我的創作可稱之為「攝影計劃」，並伴隨著「行動計劃」同步進行，目的就是希望能藉由行動來引導觀者如何觀看此些攝影作品。
Q：請問您認為影像介入的「過程」具備何種意義？在過程中，影像如何對您所關注之物產生力量？
A： 相對而言於攝影，「行動計劃」就可以用多種層面來談「介入」，無論是介入我自身、介入社會，還是介入空間……，這些計畫不會因為結束而結束，是有延續性的，我認為這才是這些行動最重要的部分。比如我在 2010 年執行後災區「搶救台灣」影像計劃後，將照片分享給台大、成大、中央等處的風災防治中心，八八水災的小林村因此成為國內外學術關注的焦點，這是我當初執行計劃的主因。
前往中國前，楊哲一以「搶救台灣」計畫，親臨八八水災現場，圖為嘉義梅山鄉太和村崩落的振興宮。
(Photo credit：楊哲一)
我希望透過影像，提醒大家，我們生活的地方，台灣，就是一個「災區」。為什麼要拍災區？因為你不做，也沒有人會去做了。當你走進災區，你會感到恐懼，你會發現，其實你根本不了解台灣。對於災區影像，不該淪為一種「周年慶」式的記錄，我認為，故事與現場是持續地在發生、改變，在「後災區」，我們可以看見那些曾經傷亡的土地，長出豐美的草，「後災區」的影像是雙重性質的，既有人工物，又有自然的力量在運作，我從中探討自然/人文的衝突。我想，對於後災區的影像意義，該出現的是醒來的意識，而非緬懷。
因八八水災而被沖毀的民宅與山崩痕跡。(Photo credit：楊哲一)
Q：「藝術史懷哲下鄉」計畫，除了將影像捕捉外，亦透過明信片轉寄等方式，使影像「移動」到不同的空間。請問您認為，「移動」在此計畫中的意義為何？是否對創作產生啟發？
A：當時小朋友完成作品後，將明信片寄給馬英九總統、自己、相機捐贈者等，啊，還寄給了我的前女友，我當時跟小朋友們說，如果你們可以幫我挽回我的女朋友，你就知道這張影像的力量有多大了！(大笑)
其實，寄明信片一直是我的習慣，每進行一趟旅程，我都要寄出幾百張的明信片，但我不喜歡寄那種光鮮亮麗的風景，我都去找那些被遺忘在角落的、很舊的明信片，我計劃執行中，不斷地輸出我自己的作品所製成的明信片，請收到的人寫下環境的故事，或是簽下名後，再寄給下一個人。透過人與人之間的串連，我不停地在思考，究竟，一張紙的力量到底有多大。因為寄出那些不知名的影像，當旅行結束後，別人或許會問我「這是哪裡？」，就好像旅行、故事一直在延續。我認為，文字與影像都有一種曖昧與衝突夾在中間，影像透過移動，因為乘載了時間與空間，而產生無限的可能性。
2010年，楊哲一至花嶼執行文字與影像結合的《童話》計畫。(Photo credit：楊哲一)
Q：在影像氾濫的當代社會中，人們對四處充斥的影像已然麻木，對您而言，影像還能與何種方式合作，產生更多影響力？
A：《童話》這個計畫還在延續著，下一站我們會到台灣的最北疆，馬祖東引、東莒。本次《童話》選擇與新詩結合，是因為詩的語言純粹，就算只有10個字，也可以說一個完整又動人的故事。未來可能會跟音樂、剪紙、裝置藝術、紀錄片……等形式合作，可能讓小朋友去收音，製作屬於自己的專輯，更深入地感受自己所生活的環境。
《童話》目前正在商談出版事宜，希望能探討文字與影像結合所產生的力量，每幅圖像在旅程中的發生，透過記錄圖像的故事、攝影的旅程，期待能在文學產生影響力，而非在攝影的領域。
採訪整理/張慧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