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四個小時長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在「山屋」中不斷重播，導演楊德昌透過幾個簡單的場景、單純的故事線，卻細密抽絲 1960 年代不同年齡層纏綿又複雜的人際關係。「我喜歡它簡單而豐富的現代性」邱文傑說，如果這部作品說出台灣電影的現代性，那台灣建築的當代性，又可以如何表達？
這些年，建築人不斷尋找的台灣自明性
每當漫步街頭，發現老屋的鐵窗、細密的磁磚與雕花玻璃，或走訪某座 60、70 年代粗獷主義建築時，也許就讓人心生「真是台灣啊！」的感覺，但若說起什麼是真正能代表當代台灣的建築，我們心中似乎又打上了一個問號。
台灣其實一直在探索屬於本土的建築形式。邱文傑建築師也在這幾十年，不斷擷取台灣日常元素嘗試，對於台灣當代建築，他觀察尋找文化自明性的建築師不多，仍持續著墨這件事的，大概就是黃聲遠建築師，「他的建築像寫實的水彩，用比較浪漫活潑輕鬆的樣態去談台灣的鄉土。」邱文傑說。
「不過聲遠的形式比較『魔幻寫實』，我認為我是比較『抽象』」邱文傑說，「山屋」的表達手法，邱文傑堅持現代建築教育的「Discipline（自律性）」，重複咀嚼台灣「巷弄文化」人與人的關係，希望不媚俗地，不向政治正確靠攏地，訴說另一種台灣建築的可能。
「山屋」以鋼筋水泥為基座，一樓以台灣日常「騎樓」生活為概念，轉化為建築前巷與後街互通的設計；上方輕盈的「輕鋼構」則像是將邱文傑記憶裡的違章，揉合現代建築理性思維重新演繹。（Photo Credit：MOT TIMES、Photography by 余松翰）
建築師邱文傑說，這座建築其實就是「想像台北的天空出現一座宇宙戰艦，在一秒鐘內把所有鐵皮屋吸光，丟到熔化爐裡，生產出 9x9 公分的方管與 6t 厚的鋼板，煉成這座『山屋』！」（Photo Credit：MOT TIMES、Photography by 余松翰）
用建築的語彙，串起在童年「騎樓」玩樂生活的記憶
走進山屋一樓有種親切感，因為這裡就像是處處可見的「騎樓」，也是邱文傑小時候住在林森北路條通，難以割捨的童年場景。
過去林森北路一代大部分都是國民黨官員後代、醫生、律師的住所，1979 年北投廢娼後，聲色場所遷移到此，才逐漸改變社區的氛圍。在這之前，住家附近的騎樓就是鄰里孩子們的遊樂場，捉迷藏、鬼抓人......什麼都可以玩。比如說打棒球的遊戲，大夥們把條通騎樓的兩根柱子當作本壘、一壘，越過中山北路對面的兩棵樹是二、三壘，「兩根柱子兩根樹圍成一個菱形，對準對角線打，打到中山北路上就是二壘安打，一打到中山北路對面就全壘打！現在回來想都覺得好好笑，那時候全壘打很簡單，跑步穿過大馬路就把球撿回來，好像都沒有車一樣！」邱文傑笑說。
（Photo Credit：MOT TIMES、Photography by 余松翰）
而且騎樓似乎有種魔力，不論是遮雨、玩耍、做生意，各種生活的可能每天都在「騎樓」展開。也許騎樓賣冰的店家為了增加收入，將前方的柱子租給賣彩券的阿嬤，微小的柱子又養活了一家人，「多少人在這裡生活、擦身而過，那個狀態對我來說很迷人」邱文傑說。因此，他把記憶裡的場景搬進「山屋」一樓，變成讓附近的街坊鄰居可以穿越、來往小巷與公園的「騎樓」，像城市的捷徑，更是個人與人交會的場所。
一樓 RC 結構在邊界刻意突出懸板，讓人更有走在騎樓下的感覺。（Photo Credit：MOT TIMES、Photography by 余松翰）
邱文傑建築展《間·接·共·生》展出白先勇《台北人》〈永遠的尹雪豔〉篇章，書中所提及中山北路上的「玫瑰鮮花店」，正是由建築師的父親所經營，過去許多國民黨達官顯貴交關捧場。《台北人》所訴說的生活氛圍，不同於巷弄文化充滿有機感，但也是他成長記憶的一部分。（Photo Credit：MOT TIMES、Photography by 余松翰）
從台灣的「亂」萃取養分，再解構、幻化成輕盈的鋼構
「有人說鄉愁沒什麼，但也有人說，到老回望一切，功成名就也好、淒慘潦倒也罷，其實鄉愁和你的第一個情人一樣，是會記得一輩子的事。這樣來說，我好像找到了什麼，不是再那樣漂泊了。」邱文傑說。
順著樓梯往上走，二樓以上是構築在水泥基座上的輕鋼構。違章建築那股不必刻意就兀自散發的有機感，似乎讓邱文傑從年輕到現在都心心念念的。他選擇一般人設計輕鋼構時不會想到的「滿焊」工法，拜託師傅焊接所有構建、結構。一道道焊痕，加上具避震功能的交叉「斜撐」結構，都有違章建築恣意在都市裡生長、生猛粗獷的味道。
以「滿焊」工法連接鋼構，不加以修飾，呈現出建築材料的本質。（Photo Credit：MOT TIMES、Photography by 余松翰）
建築使用許多圓棒、斜撐結構，在建築上構築粗獷的張力，同時具有對抗水平地震力的效果。（Photo Credit：MOT TIMES、Photography by 余松翰）
但「山屋」想說的，不只是城市由下而上的生命力，還有直到現在我們自己都還在用力釐清的身世。「我當然知道『混雜在一起』有時候很美好，夜市就是個例子，那是生命力的展現，但不是什麼都應該這樣。」邱文傑接著說，台灣戰後地景受到政治氛圍影響，大家總覺得最終還是會回到大陸，政府也就默許這些簡易、臨時的建築蔓延都市，「如果真是臨時也就罷了，它卻變作我們的永久。某種層次我也希望有像中國五千年的文化讓我來玩，但我們沒有，即使是閩南文化也與中國相差不遠。我長大的地方就在這裡，相較下這麼淺層的五、六十年，最有感情的就是那些條通、臨時性建築，所以我不得不在這樣的環境裡去萃取養分。」
（Photo Credit：MOT TIMES、Photography by 余松翰）
鐵皮也好、違章也好，那股親切感對建築師來說，是回憶，也是根，可是台灣如果繼續停留在鄉愁的表層，便走不到國際建築的當代性。所以邱文傑很抽象、浪漫的想像，把城市中違建常用的鐵皮、C型鋼、圓棒......全搜集起來「燒掉」，幻化成輕鋼構。如此既有台灣市井的輕與亂，同時又恢復向來被違章所佔據的公共空間，把屋頂平台原本的開放性還給城市。
將回憶與鄉愁裡人與人的關係，轉化為「AxB 間接共生空間」
而更往裡面探入，你會發現「山屋」的內在與粗獷的外表形成對比。這份「鄉愁」從外在「輕」與「亂」的形式，走向巷弄文化人與人之間最緊密的關係。
二、三樓空間中央像個被紗網包圍的盒子，裡、外的人可以隱約看見、聽到彼此，卻無法穿過這個空間，細膩的表達「AxB」兩個異質性空間交纏而不相融合，人與人之間緊密卻更為彼此思量、帶有舒適感的「間接共生」狀態。（什麼是AxB？延伸閱讀：邱文傑建築展《間·接·共·生》開展！走入「山屋」，反思如何讓台灣巷弄文化回應至下一代建築！）
白色的紗網分隔了「山屋」二樓右邊的「A」空間與左邊的「B」空間。（Photo Credit：MOT TIMES、Photography by 余松翰）
「山屋」二樓紗網內的「B」空間，《間·接·共·生》展覽期間投影台灣的街道騎樓影像，在「A」空間看展時，也能隱約看見這裡的光影。（Photo Credit：MOT TIMES、Photography by 余松翰）
「山屋」三樓播放電影《估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放置書籍《家變》、《台北人》，說著台灣上個年代的故事。走到底端，可以通往望向二樓「A」區的平台。（Photo Credit：MOT TIMES、Photography by 余松翰）
這個想法其實來自小時候玩的一個遊戲「Catch me if you can」，糾結的遊戲樣態是對峙關係的典型範例。「那個遊戲在我們那幾年就失傳了，連我都忘了，大概十年前，小時候的記憶突然回來，就印在腦海裡揮之不去。」邱文傑說。這也像他在紐約唸書時，看到普立茲克獎建築師 James Stirling 設計「斯圖加特國立美術館」的概念。James Stirling 透過橫穿過美術館、進到中庭的公共步道，讓參觀的人、城市裡交通的人相會，公共空間侵入過去象徵威權的美術館，這種異質性空間交錯、人們來往的動態感，甚至是透過建築手段打破權威性，都深深吸引著邱文傑。
從一樓通往到頂樓露台的旋轉樓梯，是「B」空間的獨立出入通道。（Photo Credit：MOT TIMES、Photography by 余松翰）
除了A、B兩個獨立出入口，二樓到四樓也設計了樓梯，樓梯四樓以上空間則以玻璃延伸至屋頂，具有「煙囪效應」導熱效果。（Photo Credit：MOT TIMES、Photography by 余松翰）
「但『山屋』空間交纏的狀況，我覺得大家還在消化，我也在測試到底值不值得這樣做，因其實還沒有真的做出來。」邱文傑說。山屋做了許多不同以往的嘗試，但目前還沒有真的兩個異質功能進駐，空間的可能性也尚未被完全彰顯出來。
不過在確保空間的公共性、私密性的前提下，「AxB」能感知到彼此的空間，其實就像將原本台灣巷弄內各種功能空間彼此混亂、有機交融的狀態，用建築的手法加以分隔，又不失去那股親密感，讓人隨時可以感覺到城市不斷運轉的脈動。
「想像如果一座圖書館中間有個 shopping mall，介面全部是不會有聲音干擾彼此的雙層玻璃。在圖書館讀累了，建築做一個小陽台能看到在 shopping mall 購物的人，偶爾就能開個門透氣，像現在『山屋』三樓就有個平台可以走出去，能看見二樓的人在看展覽。」邱文傑說，AxB 空間可以多麼不同、介面能夠如何營造靠近與疏離感，是他未來仍會再繼續探索的方向。
不過在確保空間的公共性、私密性的前提下，「AxB」能感知到彼此的空間，其實就像將原本台灣巷弄內各種功能空間彼此混亂、有機交融的狀態，用建築的手法加以分隔，又不失去那股親密感，讓人隨時可以感覺到城市不斷運轉的脈動。
「想像如果一座圖書館中間有個 shopping mall，介面全部是不會有聲音干擾彼此的雙層玻璃。在圖書館讀累了，建築做一個小陽台能看到在 shopping mall 購物的人，偶爾就能開個門透氣，像現在『山屋』三樓就有個平台可以走出去，能看見二樓的人在看展覽。」邱文傑說，AxB 空間可以多麼不同、介面能夠如何營造靠近與疏離感，是他未來仍會再繼續探索的方向。
三樓紗網內的空間向外延伸出一個平台，可以望向二樓「A」空間正在看展的人。（Photo Credit：MOT TIMES、Photography by 余松翰）
「自律」與「自由」的拉扯，如何透過當代建築呼應台灣巷弄文化
也許因為我們迂迴的歷史，到了21世紀我們還在問「所謂的台灣性到底是什麼」？龔書章老師曾用 Italo Calvino《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中談論「輕」的價值，來比喻邱文傑面對心中「台灣建築」的態度。Italo Calvino 引述了一段希臘神話：柏修斯為了不正視鮮豔欲滴的女妖梅杜莎，而運用盾牌的反射，揮刀砍下梅杜莎頭顱。
在許多自認具有「台灣性」的建築都已走向媚俗化，似乎要夠亂、夠有機才叫做台灣。龔老師說，邱文傑像是拿著盾牌在面對內心那塊最豐富的巷弄文化，「他其實是想用非常理性的方式去建構材料、結構，但他又對於實際生活的事物很迷戀。可是他跟別人不一樣，他常說『我們不能太濫情，我們必須能不要那麼政治正確』，其實邱文傑的建築一直在抵抗政治正確，抵抗那些很豐富的、雜亂的、沒有次序的東西。」（註1）
建築水泥基座四個角分別設計了「方井」，作為雨水回收系統最後通向植栽的管道。（Photo Credit：MOT TIMES、Photography by 余松翰）
建築水泥基座四個角分別設計了「方井」，作為雨水回收系統最後通向植栽的管道。（Photo Credit：MOT TIMES、Photography by 余松翰）
在騎樓空間，混凝土、管線皆直接裸露在外。（Photo Credit：MOT TIMES、Photography by 余松翰）
或許是受到西方現代主義教育影響，邱文傑說「我其實是容易很ㄍㄧㄥ的人，隨便畫一條曲線不太敢畫，我的『Discipline（自律性）』會馬上出來。就像 921 地震博物館，如果沒斷層我根本畫不出曲線！」比方，從「山屋」建築管線設計全部都做明管，加上室內水電管線也裸露在外，幾乎不做天花版裝飾遮掩，就能看見邱文傑老師所說的「自律性」（雖然邱建築師笑說他還是在二樓冷氣複雜的管線偷偷「作弊」做了天花收納，但大部分都是很直接的不以裝飾遮掩）。
用當代建築的角度思考，他覺得所有的構造必須有功能，而不是像後現代主義浮華的裝飾聲稱自己的台灣色彩。「台灣如果要談建築，無論多鄉土，最後詮釋的方式我希望是比較『自律的』，因為台灣其實已經夠亂了，要跟世界對話，最重要的是 discipline 的語言。」邱文傑說。
（Photo Credit：MOT TIMES、Photography by 余松翰）
不過最有趣的是，在這麼嚴謹自律的「山屋」裡，我們還是可以找到二樓玻璃窗旁如隨風飄起的皮層，那種有點不照規矩的 DNA，或是到了施工現場「覺得不過癮、為什麼一直那麼嚴肅」而掀起的二樓玻璃窗。或許暗自的呼應了龔老師說「我覺得他的『輕』不只是外顯的輕，還是一種『自由感』。他總是不小心會把感情露出來，這也是他的掙扎和他最可貴的部分，因為其他的建築師不見得這麼自覺。」（註2）
從四樓空間望出去，周遭住家都是鐵皮加蓋，衝擊感相當強。（Photo Credit：MOT TIMES、Photography by 余松翰）
右圖二樓刻意設計了飄起的皮層，這扇窗戶也是施工期間，建築師跟隨當下內心的想法而掀開的。（Photo Credit：MOT TIMES、Photography by 余松翰、彭永翔）
從四樓空間望出去，周遭住家都是鐵皮加蓋，衝擊感相當強。（Photo Credit：MOT TIMES、Photography by 余松翰）
無論如何，邱文傑建築師還在往前走。「現代建築」是手上的工具，形式以外，他更想透過建築傳達「好的關係」，也為此成立了「AxB Architecture Studio」。蓋了將近十年的山屋，邱文傑特別感謝業主杜書拯先生，一直支持著他實踐內心的想法。一路以來邱文傑很堅持，但初衷卻再單純不過，「如果有一天回望這一切，能發現台灣有一個人，竟然把日常生活的巷弄文化做成了現代性的東西，而有別於以中國文化為標準，想突破些什麼，其實就夠了。」他說。
（Photo Credit：MOT TIMES、Photography by 余松翰）
註1、2：引述自《間接共生》論壇「再新銳-建築曲折路」
編輯/林沛伶
